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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结合自从司马迁以来,中国的史学家专以中》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诸传,胪述涉外事情,而中国以外的历史,仍只是在“边裔”的范围之内,从中载其“叛”、“服”与“盛衰”。直到近世,中国史学界的工作,也仍旧把中国史与世界史,分为两个领域,互相之间并无贯穿结合。倒是上两世代的梁任公先生,曾有志于结合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他的工作,并未问世,然而在一篇序论中,他提出了将中国历史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先秦至秦汉,属于中国内部发展,最后充满了整个中国,所谓“中国的中国”;第二段是中国与亚洲四邻交往与争衡的时代,例如佛教的传人,及中国对外扩张,或异族入主中原,这是“亚洲的中国”;第三段是“世界的中国”,则是近代的中国历史。他的分期年代,有可以讨论的余地,但我们不能不钦服他的广阔视野。今天,世界各处都声息相通,动静相关,中国既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也不能无视于中国的过去。今日世界各处,唯西欧与美国马首是瞻。西欧编制其历史的线索,在别处都借来编制世界史;上古、中古、近代的三段分期,已为大家广泛采用,而且习焉不察。以为这是普遍可用的分期模式。另一方面,马克思由西欧历史归纳得来的分期模式,又经斯大林的推动,成为通行的五段分期:原始公社、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五个段落。中国大陆的史学界,至今仍深受其影响。这一套演化理论,如果僵化地解释,史学的工作将过分强调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内部的变化,而忽略这一个单位的范围会有改变,也忽略这一个单位与其他单位之间的交互影响。不幸这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正是犯了如此的病症。海外与在台湾的史学界,可以不受教条的影响。然而,海外的史学同人,无论是非华裔,都难免因为“地区研究”的约束,被圈在中国历史的范围内,不能“越界筑路”。台湾的史学同人,也长期承受中国史学师弟相承传统,以及“中国中心”观念的双重影响,专务发展自己的专长,不愿涉足域外的历史。甚至本是治外国史的同仁,返台之后,因为资料匮缺,独学无侣,也不免改辙,又回到中国史研究的园地。今日的情势,逼人而来,港、台均已走向国际化的方向,不能再遗世而自囿于中国的范围内;大陆也正在急剧转变中,其沿海地区的生活,也已卷入世界脉动。我在海外工作,也在港台教过学生,痛感中国史与世界其他文化历史之间,藩篱之严,已使我们难以从人类各处的过去,归纳更有意义的共同经验。为此,不揣浅薄,冒然尝试设计一些思考的模式,以祈在中外之间,找出几条贯通的主题。第一项主题是族群变动。我们先须寻索超越文化圈或民族与国家区别的因素。气候是一项因素。地理学家经常注意大地区气候的变化历史,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也经常注意这种长程大气候,并经常如此解释族群移动的现象。另一类跨区的因素是疾病。瘟疫的扩散,本来不是“边关”与“国界”可以防堵。一场大瘟疫,不仅影响的地域广袤,其延续的时间也往往相当长久。瘟疫对人类人口的影响,各处人类历史,都注意及之。欧洲历史上的黑死病、美洲原居民遭遇的天花、中国在清代嘉道之间的鼠疫……无不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件。一地人口减少,别处人口即会移人,因此引发族群的变动。但是如何将气候与疾病对于人类的影响,作一番超越区域的讨论,则尚未充分地引人中国历史的研究。人类族群的大规模移动,影响不会只限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