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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论文,历史学论文论文,论文农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近十多年来我国农史研究有迅速的发展,农史研究的刊物有《中国农史》,《农史研究》,《农业考古》以及新创刊的《古今农业》等,蟾得百花齐放,景象喜人,每年发表的文章数以百计。数量是质量的基础,随着量的增加,就会有质的提高和突破,出现了许多优秀的论文,另一方面,数量和质量也有一定的矛盾,量的增加过快,质的比重难免有所降低,这或许就是量与质的矛盾和统一吧。作为农史刊物和书刊的读者,和平时写一些农史文章,感到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是一个牵涉到方法论的问题,笔者不谙方法论,就把初步看到想到的几个问题,提出来举例说明。作为探讨的开场,需要说明的是,下面提到的问题,并非针对他人的文章面发,也包括笔者自己在内。这些问题同样存在于个人多年来发表的文章中,我是作为一种反思来提出这些问题的。一、追求愈古愈好愈早愈好的思想李约瑟博士以毕生的精力研究中国科学史,通过大量的材料搜集、整理、对比,肯定了中国古代在天文、地理、生物、数学、物理、化学、医学等多个领域领先于世界同时期水平的丰富实例,引起了广泛的国际影响。我国科技史学者接着也在这些方面作出愈来愈多的贡献。凡是经过科学的考证,客观地得出我国某项科学技术在历史上起源悠久,居于同时期世界领先地位的,无疑既有利于科技史研究本身的深入和提高,也有利于在普及科技知识中培养人民(特别是青少年)的热爱祖国文化和热爱科技事业的精神,坚定地献身于现代化建设。这样的研究,是科技史研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无疑,进行这种比较研究,并非凭三言两语,一点实物和文献上几句话就可以完成的。在农业史方面,中的内容,值得我们去探索。可能是受到这种思潮的影响,又没有正确的认识,一些研究者在追溯某种作物、家畜、某种技术发明的起源时,产生一种愈早愈好的主观愿望,并千方百计从有利于这一愿望的方面搜集材料,避开不利于这一愿望的史料,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甚至错误的。比如,有人考证芝麻(脂麻、胡麻)不是汉朝从西域传入,而是中国的原产,把中国的古籍中的单音词“麻”(公认的大麻)考证为芝麻,其所开展的论证是经不起推敲的(这里从略)。又如花生的问题,1981年《农业考古》上曾刊登广西宾阳出土了十万年前的花生化石,引起国内外的普遍怀疑和质询,以后更正为是人工的陶制品,根本不是化石。花生的起源牵涉到一系列植物地理、植物生态、分类等学科和历史文献记述的来龙去脉,如果只凭考古发掘的一点实物,又未经严格鉴定,便推断为10万年前的化石,显然是草率的,如果不急于发表,继续研究,就用不着紧接而来的更正,岂不更好。再如,向日葵从明朝传入中国是有文献可查的,可是有人撰文考证古籍中单音词“葵”即是向日葵,因而2000多年前中国已种植向日葵,向日葵不是从美洲传入中国的。作者所作的考证是挑选“有利于”葵像向日葵的诗句,避开葵指蔬菜的诗句,也不查阅《齐民要术》种葵篇的文字(最详细的葵作蔬菜的文献)。这也是片面追求愈早愈好的思想,想借此得出向日葵原产于中国的结论。这和进一步探索向日葵到底在何时、什么途径传入中国,显然是两回事。在耕作制的历史演变研究中,不少人引东汉张衡《南都赋》中“冬稌夏穱”一句话,说东汉时已实行稻麦两熟制;万国鼎先生曾撰文考证过冬稌夏穱问题,指出如果在河南南阳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