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居里的悲欢传奇.doc

鲁迅故居里的悲欢传奇段战江1919年,鲁迅到北京已经7年有余,二弟作人来京已两年有余,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学讲师,二弟作人也成为北京大学著名的文学教授。兄弟两人工作稳定,经济宽裕,算是在北京稳稳地扎下根来,因此,鲁迅决计把母亲和三弟建人也从绍兴接过来,在北京置个新家,这样全家人团聚一起,可以美美地享受天伦之乐。离开,无奈而又决绝1919年的2月,鲁迅花了3500元大洋,买下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大院子。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怀着兄弟永不分家的美好愿望,他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兴冲冲地营造这个新家。近乎9个月的时间里,从找房买房、整修房屋到购置家具、栽植花木,以及安装自来水、联系搬家等一切事务,几乎都由他一人包办。当时,三弟还在绍兴老家,二弟则突然向学校请假,带着太太羽太信子和孩子到日本探亲,一直到8月间才带着妻儿和小舅子羽太重久优哉悠哉地从日本返回北平。那时八道湾的房屋修缮尚未完工,鲁迅又忙着联系,临时安排二弟一家先住在别人家里,直到11月下旬才搬进八道湾。12月份,鲁迅又独自一人回到绍兴,认真安排把母亲鲁瑞、夫人朱安以及三弟建人等举家迁往北京的诸多繁琐事宜。对此,鲁迅毫无怨言,只是任劳任怨地扮演着一个老大哥、好大哥的角色。鲁迅觉得,一个13口的大家庭,虽说不免有些磕磕碰碰,可只要相互体谅,彼此忍让,一切都会好的。他是大哥,自然更要起到表率作用。当时,他和作人的工资都不低,两个人加起来,每月至少有600元左右,而当时一个普通北京市民,每月的基本生活费也就两三块大洋。然而,掌管大家庭花销的羽太信子,花钱却是大手大脚,甚至到了不可思议的奢侈地步。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如此大手大脚地花销,经济自然紧张。许多年以后,鲁迅总感伤地对别人谈道:“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