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前言
对历史的所有思考,都要求概括;而对中国历史进行思考、概括却成了
一个特殊问题。“中国”一词事实上是现代语言中概括范围最广泛的一个概
念。这个词指的是一个生息之地极其广袤、历史记录最为悠久的最大的人类
群体——在这几个方面,中国是无与伦比的。只要想想“中国”或“中国人”,
就会形成一个高度概括的概念(无论从人口、年代或从土地面积来看都是这
样),其概括程度之高,在其他历史领域中几乎是不能企及的。自米诺斯时
代以来的欧洲是一个较小的政治实体。我们对欧洲的知识较多,对中国则相
对地无知;如果竟因此说欧洲的历史要比中国还复杂,那就未免自以为是
了。直到近代之前,中述要更为广泛。也许,中国比欧洲更为强
烈的统一意识产生了比欧洲更高的一致性,也许部分是由于中国传统历史学
家首先关注社会秩序、国家及其统治阶级,因而造成了这种错觉。
无论属于哪一种情况,为了在某种程度上向当代各个民族展示昔日的中史事实的种种综合归纳和统一的观点。这个工作是迫切需要的,但难度很
大:公众既需要了解历史的概貌,往往同时又寻求预定的结论,期望着据以
或则揪出坏蛋,加以声讨;或则确认罪责,为之惋惜;或则为某些学说辩诬,
重新加以肯定。
这就意味着,研究中
常更加细致,而对外人所写的中国史,尤其要详加考察。例如,西方的近代
中国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外国与中国的关系史,这是外国人特别容易研究的近
代中国的一个方面。自然,自年(或者说自年)以来,外国对中
国的多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以鸦片战争这场外国入侵作为中国
近代史的起点,都已成为习惯。但是,所有这些外来影响只形成中国人民日
常生活环境的一小部分,而四周的风土人情和遗传下来的生活方式在这一环
境中仍居统治地位,而且变化缓慢。那么,外国势力对十九世纪中国的影响
会不会日益显得不那么大了呢?是会这样的,但不是由于这些影响本身的规
模或重要性有所减小和削弱,而是因为关于中国本土的经历的知识日积月
累,致使它们相形见绌罢了。
本书上卷因此不是始于外国商业的入侵和鸦片战争,而是从北京着眼,
即从十九世纪初期清帝国在中国和亚洲腹地的典章制度开始。接着便讲述十
九世纪上半叶北京在行政管理和社会秩序方面日益增长的天国和捻军的叛乱以及对历尽艰险、来之不易的同治中兴的论述中,还可
以看到内部失调以及复苏的迹象。中国的经济,乃至中国的军事体制,都显
示了一个虽然古老、但却远远没有停滞的社会内部的活力。面对着这种种史
无前例的压力,千千万万的男男女女知道怎样奋斗求存。到了王朝的末期,
满洲人在亚洲腹地建立的这个帝国在十八世纪期间的文治武功,显然已为汉
族人民从中国本部向满洲、蒙古、新疆和东部西藏这片广大的边境地区的扩
张打下了基础——这一长期的大规模移民运动,乃是早在十八世纪就已开始
的中国人口的巨大增长的结果。
广州贸易——一条有来有往的渠道——的兴起不过是汉族在人数、移
民、贸易乃至投资方面的巨大扩张最著名的一例。中国人的这部分扩张活动
早已在海外发生,与欧洲人的扩张活动并驾齐驱。它发生在清帝国的疆域以
外,参与其事的是中国沿海的人民,从而形成了一个次要的传统,其历史之
长,大约为在官方历史上居统治地位的大陆官僚帝国的主要传统的一半。以
帆船从厦门和广州到东南亚(南洋)进行贸易,这种航海事业的开始大大早
于欧洲殖民列强到达同一地区的时间。只要回顾一下蒙古人接收南宋海军、
蒙古人在年远征爪哇、早期的明朝在—年横跨印度洋的远航
等等事实,就可想象这种情况的一般了。诚然,蒙古势力于十五世纪四十年
代再次崛起,使明朝无暇南顾,而另一个实行海禁的亚洲内陆型帝国——清
王朝又取代了明朝,这样,中国皇帝对沿海一带的领导权于是告终。但事实
仍然是: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统治者,仍然
愈来愈依靠中国的商人和经纪人经营零售业和履行特许专卖户或小包税人
的职能。华侨成了欧洲殖民地的一个特殊的中间阶级;同样地,他们也成了
暹罗统治者所不可或缺的人物。在暹罗,某个华侨便建立了却克里王朝,它
直到今天还在曼谷进行统治。中国海上的航海家和企业家尽管得不到北京的
赏识,有时甚至还受到申斥,但他们仍然这样地参加了东南亚的近代初期的
商业革命以及从而导致的殖民主义活动。
当这一日益加速增长的国际贸易终于通过广州南面的虎门而打开了进
入中国的道路时,或者进行合法贸易、或者进行鸦片贸易的广州、汕头和厦
门的商人们就成了日后扩大国际接触的原动力。尽管外文的商业资料过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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