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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
On the Misconception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Theories in Our Country
谢天振
最近一、二十年来,我国的翻译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我国的翻译研究中翻译研究的理论意识已经觉醒,这不仅反映在近年来发表在《中国翻译》和《外国语》等杂志和有关学报上的一些文章上,更集中地反映在湖北教育出版社近年来接连推出的两套颇具规模的翻译研究丛书――“中华翻译研究丛书”和“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前一套丛书已经出版了13种图书,包括许钧的《翻译思考录》、马谭载喜的《翻译学》等,后一套也已出版了4种,分别介绍了美、英、法、苏四国的翻译理论。
上。这两套丛书不仅对近几十年来英美法苏的翻译理论进展作了相当详尽的评介,而且还进一步推出了国内学者自身对翻译理论的思考。此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等近年来也不断有新的译学理论著述推出。这表明,我国学术界已经初步形成了一支译学研究队伍,译学研究也已初步形成气候。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尽管上述译学进展在学术界引起学者们的欣喜,但这种进展相当长时期以来还只是局限在一个并不很大的学者圈子内,并没有在我国的翻译界引起较为普遍和热烈的反应。比较多的翻译界人士对近年来我国译学研究上所取得的进展取一种比较冷漠的态度,在他们看来,译学研究,或者说得更具体些,翻译的理论研究,与他们没有什么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翻译界有一种风气,认为翻译研究都是空谈,能够拿出好的译品才算是真本事。所以在我国翻译界有不少翻译家颇以自己几十年来能够译出不少好的译作、却并不深入翻译研究或不懂翻译理论而洋洋自得,甚至引以为荣,而对那些写了不少翻译研究的文章却没有多少出色译作的译者,言谈之间就颇不以为然,甚至嗤之以鼻。风气所及,甚至连一些相当受人尊敬的翻译家也不能免。譬如,有一位著名的翻译家就这样说过:“翻译重在实践,我就一向以眼高手低为苦。文艺理论家不大能兼作诗人或小说家,翻译工作也不例外:曾经见过一些人写翻译理论头头是道,非常中肯,译东西却不高明得很,我常引以为戒。”傅雷:《翻译经验点滴》,载《翻译论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625页
之所以造成如此情况,我觉得这与我国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的认识上存在的三个误区有关。
第一个误区是把对“怎么译”的研究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的全部。
应该说,这样的认识误区并不局限于中国翻译界,它在中外翻译界都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回顾中外两千余年的翻译史,我们都一直把围绕着“怎么译”的讨论误认为是翻译研究、甚至是翻译理论的全部。从西方翻译史上最初的“直译”、“意译”之争,到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前苏联的丘科夫斯基、卡什金的有关译论;从我国古代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依实出华”、“五失本”、“三不易”等,到后来的“信达雅”、“神似”、“化境”说,等等,几乎都是围绕着“怎么译”这三个字展开的。但是,如果我们冷静想一想的话,我们当能发现,实际上“怎么译”的问题,对西方来说,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前已经基本解决了,对我们中国而言,至迟在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前也已基本解决。因此,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仍然一昧停留在“怎么译”问题的讨论上,我们的翻译研究恐怕就难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