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亚和单九良..doc

盘古石器:泛亚事件凸显政府公信力危机2015年注定将作为中国金融的“动荡年”载入史册。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下,中国政府推出了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抓落实的经济政策,作为实体经济助推器的金融业一路凯歌,接着又一路震荡,哀鸿遍野,几乎酿成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中国的A股市场,在激增的场外资金杠杆助推下,上证综合指数势如破竹,从2014-12-,一路飙升到2015-06-,涨幅高达58%,牛居全球股市之首。可是高处不胜寒,随后又一路下挫到2015-08-,跌幅高达43%,又熊居全球股市之首。A股两市流通市值减少了22万亿元,每位投资者平均损失近24万元。两市蒸发的总市值超过了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GDP总值,是希腊GDP总值的16倍。中国的汇率市场,在美元加息的预期下,为了防范股市金融风险蔓延,防止出现亚洲金融危机的“剪羊毛”事件,中国人民银行主动调整人民币汇率中间价。2015-08-11,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大幅下跌1136个基点,%;2015-08-12,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再度下跌1008个基点,%。连续两天人民币汇率跌幅接近4%,殃及西方股市恐慌性抛售。以上二例金融事件,都是国家层面的金融危机事件,在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下,牢牢地把握住了中国经济的命脉,化解了系统性金融风险,使事态逐步趋于稳定,为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SDR)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关中央政府进一步的强力干预措施,《争鸣》杂志10月刊有所报道,9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一项决定,由中央纪委派巡视组于9月14日起进驻银监会、证监会和国资委三大金融机构,三个巡视组分别由一名中纪委常委担任组长,组员配备有中组部、最高检局级官员。三个巡视组进驻前,王岐山举行专门会议放话,“这一仗打响就没有一寸退路”,要“为拨乱反正、为维护金融、国资运营正常秩序”勇往直前。可是,由地方政府监管的现货期货市场,近几年同样屡屡发生金融危机事件,而解决情况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中典型案例就是“泛亚事件”。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有一个法定从事“现货交易”的“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号称是全球最大的稀有金属投资及贸易平台。该交易所得到云南省政府的特别关照,将“现货交易”与“金融产品”嫁接,违规发行了一款“日金宝”的理财产品,经过4年瞒天过海的运营,最终于2015年4月中下旬爆发了“泛亚兑付危机事件”。“泛亚事件”涉及的“日金宝”发行机构,含有各大国有银行、泛亚代理机构、泛亚直属机构等约400家;关联的主要融资方(利益输送方),含有金属生产企业、皮包傀儡公司、批发商等约100家;泛亚集团涉嫌挪用客户资金约80亿。而“泛亚事件”的受害方波及4个直辖市、27个省和自治区,受案资金高达430亿,关系到22万个家庭账户、100万普通平民的生活,直接威胁到社会的安定团结。可是,由于缺少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对该事件的调查遭遇重重阻力,至今难以获得公安机关的立案查处,更不用谈圆满地解决问题。更为忧心的是,“泛亚事件”直指官商一体化,凸显云南省政府公信力危机,而且“泛亚事件”绝不是一件孤立的社会危机事件。如果政府对此类事件的处理,继续采用“维稳”的鸵鸟政策,任由事件发酵,很可能牵连到中央政府的公信力。果真如此,那么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很可能迈进“中等收入陷阱”的社会大危机,而“泛亚事件”只是这场大危机的小小预演。下面让我们逐步揭开“泛亚事件”的来龙去脉。一、泛亚成长大事记2010年8月25日下午,昆明市副市长周小棋召集有关部门专题研究《昆明航空有限公司关于在昆明设立有色金属商品交易所立项建议》,会议听取了市发改委、市国资委及市产权交易中心的汇报,对设立昆明有色金属商品交易所立项建议进行了详细研究。2010年11月17日,昆明市政府颁布《关于成立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工作推进领导小组的通知》(昆政文〔2010〕29号),由昆明市委常委兼副市长黄云波任组长,副组长包括昆明市政府副秘书长李肇圣、五华区副区长唐唯东、昆明航空公司董事长王清民、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总经理单九良,组员包括昆明市政府各监管部门领导。2010年12月27日,昆明市政府颁布《关于印发昆明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交易市场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昆政发〔2010〕110号),由分管市领导担任主任,由市委办、金融局主管,协同市工商局、商务局、税务局等多家行政管理部门成立了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交易所和市场参与者以及交易所内的商品交易活动进行规范、监督和指导。2011年3月1日,泛亚有色金属交易所举行揭牌开业仪式,参加揭牌仪式的领导有:昆明市委副书记李邑飞、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田翎、昆明市政协副主席傅汝林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