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doc

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的明史研究颇为薄弱,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只有清水泰次一人以明史为专业,因此他被称为当时“唯一的明史专家: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同对中国史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逐渐发展起来,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越来越丰富。日本形成一定规模的明史研究,是从战后开始的。关于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的发展过程,山根幸夫的《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等文章有详细的论述;其具体研究成果在《亚细亚历史(历史论文)研究人门•中国》等书中也有全面的介绍。因此,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从“纵”的方面叙述日本对于明史的“研究史”,而是试图从“横”的方面,对其发展过程中若干值得关注的问题,如日本学者是如何把握研究信息的,是如何组织研究活动的,是如何发布研究成果的,等等,作一概括论述,以期为中国的明史研究者提供些许借鉴。—、关注中国的研究状态、重视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战后中日两国最早的学术交流活动是1955年12月从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科学院学术访日视察团”赴日开始的。当时,日本历史学界的六个主要学会——大塚史学会、史学会、东方学会、民主主义科学者协会历史部分、历史学研究会、历史教育者协会,联合在东京举行了两次会议,请视察团成员翦伯赞、尹达等介绍中国历史学界的研究动向以及他们自己的史学观点。到会的日本史学家铃木俊、野原四郎、西嶋定生、古岛敏雄、增渊龙夫、远山茂藏、古岛和雄等就翦、尹二人所谈的“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时代区分问题”作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关于“十六、十六世纪以降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尤受重视。这是战后中日两国学(国学论文)者在历史学方面的初次正式的交流,也可以说是最早的关于明史研究的交流。此后,铃木俊和西嶋定生编辑了《中国史的时代区分八东京大学岀版会,1957年5月)一书,收录了上述两次会议的讨论记录,并有西鸠定生《关于中国古代社会构造的特质——中国史时代区分的论争》、田中正俊《中国历史学界“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两篇综述,介绍了中国学者对上述问题的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其中涉及许多明史内容。文后附录的《关系文献目录》大量收载了中国学者关于明史的研究论文。这是战后日本学者最早的有关中国明史研究动态的介绍活动。但是,由于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复交,明史研究的交流与其他学术交流一样,还是非常有限的。这种状况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72年中日复交后,学术交流才频繁起来。于是中国的明史研究动态和研究成果不断地、大量地被介绍到日本,两国明史研究者的交流也逐渐增多。这些活动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参加中国举行的国际学术讨论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重要的有关明史的国际学术讨论会,都有日本学者参加。这些学者都向所参加的会议提交了学术论文,与到会的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学者进行广泛深入的讨论。他们把获得的学术信息带回日本、传达给)为加深中日明史研究者的相互了解,起到厂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二,介绍中国的明史研究成果。1956年岛田虔次撰文介绍朱谦之《李贽——十六世纪中国反封建思想的先驱者》,1957年寺田隆信撰文介绍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这是较早的对中国学者明史著作的评介。第一种类型是专题性的综述。如小山正明《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回顾V《社会经济史学》,31卷1-5合并号,1966年),分商品生产、农业问题、赋税制度、政治史和阶级斗争四个专题,综述了1955年以来日本明清史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谷口规矩雄《日本明代摇役制度的研究》(《中国史学》,3卷,1993年),分战前、战后两个部分,综述了日本学者有关明代摇役制度的研究状况,而于战后部分叙述尤详。最近《历史评论》1998年8月号岀了特集《中国“地域社会论”的现状和课题》,集中发表4篇综述文章,深入地分析了日本明清史研究中廿也域社会论”的由来、现状及未来趋势。在此方面的专著是森正夫主编的《明清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枫汲古书院1997年),该书集结了对明清史各个研究领域颇为熟悉的22位学者,对“商品生产研究的轨迹「明清农业论「明清时代的生产技术”等21个专题作了综述。此书可以说是对日本战后明清史研究状况的全面总结。第二种类型是整体性的综述。如《明代史研究》杂志,经常发表山根幸夫撰写的总结前一年明史研究状况的文章。他还从研究史的角度,对较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和分析,先后发表了《八十年来日本的明史研究》(《东京女子大学论集》,40卷2号,1990年X《最近十年间日本的明史研究》(《明代史研究泥0卷,1992年)等文章。森正夫《八十年代以降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潮流》(田岛堂编《关于开发文化》,名古屋大学开发研究科,1994年)也是此类很有价值的文章。在一些研究入门性的书中,也时常可见对明清史研究状况的综述,最便利用的可举两部,一部是《亚细亚历史研究人门•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