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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逍遥义”王夫之“逍遥义”探析摘要:“逍遥”是庄学的核心思想之一,历来哲人对之亦有着不同的诠解。生活于明末清初之际的大儒王夫之,通过对《庄子》的注解重释了“逍遥”,并形成了独具一格的“逍遥义”。一方面。时代的乱世际遇促使船山激活并深化了庄学“慎”的品质,并将之引入对逍遥的理解之中,从而提出了“慎即逍遥”的观点;另--#面,在儒者的价值立场之下,船山试图将“求仁之心”、“寓庸”的现实关切灌注到《庄子》的字里行间,使庄子哲学可以“因以通君子之道”,最终提出了“寓庸以逍遥”的论题。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逍遥义自身的拓展和更新。关键词:王夫之;逍遥;慎;寓庸在中国哲学史上,《庄子》在文本结构、表达方式以及意义指归等方面均体现出无与伦比的开放性和复杂性。与之相应,作为庄子哲学的理论内核和思想结穴的“逍遥义”,亦因为这种文本的开放性、复杂性而体现出了一种“动态性”的卓异品质,在后世学者的诠释中,时代境遇、思想归趣甚至个人情性都会影响到他们对“逍遥”的理解,从而产生出丰富多彩的“逍遥义”。钱穆先生曾说:“大抵嗣宗得庄之放旷,康节得庄之通达,船山则可谓得庄之深微”。如果说阮籍的放旷和邵雍的通达呈现了庄子“逍遥”的风致和神采,王夫之则可谓触及了“逍遥”的深微理境。的确,籍助对“逍遥”的探究,王夫之不仅回应了时代及思想的挑战,在“改铸”了庄子哲学的同时,也“重塑”了自己所归心的儒家思想。王夫之深奥而精微的“逍遥义”,既是明清之际的哲人对庄子的回响和呼应,又是对庄子哲学中“逍遥义”的拓展和更新。在本文中,我们即是试图根据王夫之的时代境遇和儒学立场,探究其“逍遥义”的深微内涵和特殊品质,并以此呈显船山庄学及其哲学思想的新意和气质。一、“慎者,一逍遥也”:时代境遇中的逍遥义庄子所处的战国时代,是一个充斥着铁与火的乱世:战争频仍,社会动荡,生灵涂炭,生命如芥。然而,正所谓“乱世出思想”,在对乱世情境的思考中,在与粗砺现实的磨炼中,智慧绽放出了多姿的神采,终而造就了充盈着自由与活力的思想氛围,这就是所谓的“百家争鸣”。庄子的丰盈之思与深睿之识,亦是以时代的悲苦与暗弱为背景的。这种沉痛与无奈,在《人间世》、《德充符》等篇目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并有着充分而细致的展现,“不得已”与“无可奈何”的“悲哀”论调始终是弥漫终篇、挥之不去。钱穆先生称《庄子》为“衰世之书一,可谓一语中的。钱先生还慧眼独具地观察到:“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世益衰乱,私所会于漆园之微旨者益深”。的确,《庄子》为“衰世”中的哲人提供了思想避难之所、精神逍遥之乡。王夫之的解庄注庄,正是在与庄子类似的衰乱场景中展开的。衰乱之世在让船山对庄子“感同身受”的同时,也会有“惺惺相惜”的敬重之情,以及“莫逆于心”的理解之意,这些“情意”无不深刻影响着船山对“逍遥”的哲学诠解。在《庄子通?叙》中,船山自述到:己未春,避兵楂林山中,麏麚之室也。众籁不喧,枯坐得以自念:念予以不能言之心,行乎不相涉之世,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所以应之者,薄似庄生之术„„此处的“己未”即1679年,虽则清朝已然是康熙十八年,其统治亦可谓迈入了“正途”,甚至进入了所谓“盛世”;但是,在“三藩之乱”的冲击下,南方时局依然是动荡不堪。因此,才有了船山“避兵楂林山”的无奈之举。船山隐迹山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