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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鲁迅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树人,浙江绍兴人)去世时,蔡元培的挽联“著述最谨严非徒中国小说史,遗言太沉痛莫作空头文学家”,最能道出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源头上的地位和价值。无论是谨严的学术著述,还是现实的社会使命,鲁迅都主要作为一位文学家站立于“五四”源头。这使得他在“五四”时期有时会处于某种历史的夹缝,都真正代表了民族新文学的诞生。鲁迅一生的创作,都始终坚持着以“立人”为中心的现代化思考,并以人体精神的极度高扬和个人责任的无畏担当不断深入着这种思考,由此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灵魂。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内外两面,都和世界的时代思潮合流,而又并未梏亡中国的民族性”[1]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550页。,并具有独特个人风格的民族新文学,从而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第一节《呐喊》和《彷徨》○鲁迅“启蒙主义”的深刻性对启蒙和启蒙者的质疑○鲁迅小说的悲剧意识○小说形式实验的广泛性○艺术表达的回旋性“反讽”的结构原则从1913年4月鲁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第一篇小说《怀旧》(写成于1912年)开始,鲁迅小说就致力于其以“立人”为核心的思想表达的努力,中国小说也由此跨入了“现代”。《怀旧》描写辛亥革命发生时的芜市,塾师秃先生和乡绅金耀宗咬牙切齿与革命不共戴天,革命风声传来后惊慌失态,各求自保,革命风潮过后又复古如常。这篇小说虽以文言写成,但小说对辛亥革命不彻底性的思考,以乡塾学童视角展开的第一人称叙事,高度主观性的讽刺手法,都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小说的某种先驱。1918年5月,《新青年》第4卷第5号刊出鲁迅的《狂人日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1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由此开始了中国新文学的一个新时代。1918年到1925年,鲁迅创作了25篇小说(不包括收入《故事新编》的),分别于1923年和1926年结集为《呐喊》和《彷徨》出版。自此,中国现代小说有了自己的成熟作品。鲁迅曾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2]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6卷,238页。评论自己的小说。“表现的深切”首先是指鲁迅小说启蒙思想的深刻。鲁迅说他对“‘为什么’做小说”,“十多年”一直抱着“‘启蒙主义’”的态度[3][4]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4卷,512页。。辛亥革命后鲁迅北京绍兴会馆的蛰居期长达6年,结束这种蛰居时期的标志就是《狂人日记》的创作。《狂人日记》的“惊蛰”作用,不只在于对“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历史真相的发现,也不只在于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喊,更在于“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的自审。这种“自审”的观照角度,将“五四”思想启蒙扩展到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这种“自我”启蒙不出于任何外力压迫,相反却是对外力压迫的一种自觉抗衡。在后来的知识分子“在场”的小说中,鲁迅无一例外地有着“自我”拷问。《孤独者》写孤独奋斗的“新党人”魏连殳在绝望中折断傲骨,变得“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了”,小说在“我”和魏连殳的相遇中揭示着魏连役和我之间深刻的生命联系,让“我”和魏连役的论争成为“我”和自身的对话、驳难,甚至显示出鲁迅自身心灵的矛盾冲突。鲁迅由于显示出来的自我清醒、严苛,使其批判性带有深刻的亲和力,也使得后世对他的评价、议论(赞扬和谩骂)往往成为多余的嘲弄。在将“五四”的意识形态——科学和民主作为文学创作的基点中,鲁迅意识关注的重点始终是人的思想文化观念的革新,探寻人的异化根源和人类的真正出路,这使得鲁迅小说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4]时,其解剖刀是一直指向民族病态心理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状态的。所以,《药》只是用“满幅补钉的夹被”的片言只语点出华家的贫窘,几乎全部笔墨都集中于华志栓“包好,包好!”的人血馒头上,并以坟场乌鸦那样的阴冷加深愚昧、迷信,心灵隔阂一类精神虐杀的悲凉。《风波》中,七斤一家代代相承的贫穷也只是在用那个“十六个铜钉”的破碗作了暗示,七斤一家“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的绝望是产生于七斤进城,被强行剪辫,却又传来“皇帝坐了龙庭”消息的“风波”中,死水般的社会心理窒息了任何改变生活的希望。《祝福》中的祥林嫂来鲁家后,“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而被婆婆抓回许给贺家后,有了孩子,“母亲也胖,儿子也胖”,物质生活上也无太多的艰难。然而,“捐门坎”的虚妄,让祥林嫂遭受了一生中最无情的灾难,封建神权的愚昧迷信再次成为“无主名集团”的凶手。《离婚》中的爱姑本来似乎是个“另类”,泼辣大胆,要跟“小畜生”“老畜生”们拼到“家败人亡”,然而,跟知县大老爷“换帖”的七大人无言的威严却使她一句“我本来是专听七大人吩咐……”就自己败下阵来,那种渗透于日常生活中的莫测高深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