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命共舞.doc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风情孕育一方乐器的生长,有人说蒙古包、轱轳车、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马兴琴的摇篮;乌逢船、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则永远是滋养二胡的磁场;而红高梁,大风起会的黄土地天生就是唢呐、锣鼓的世界。陕西这地方其自然环境是雄浑刚健、野性大气的,其人文精神更是乐观、豪气冲天的。发表在2002年第五期的《北京文学》上的《鼓神》同《安塞腰鼓》一样都歌颂了人类那激荡磅礴的生命力。如果说《安塞腰鼓》是通过一群茂腾工的后生来展现陕北人的生命与活力,那《鼓神》则是通过一个蕃光头来展示蕴藏在陕西人骨子里那激荡的生命力的。看他“瘦弱又邋,穿着一件破旧的黑布棉袄,双手笼在袖筒中。”正是这样一个表面萎蔫,缺乏精气神儿的人却带给读者震憾。当他站到鼓前“布满皱纹和胡茬的脸上突然焕发一鼓豪气。”当双槌推在手中时,“他眼睛充满光辉,脸上透着神圣,手臂像钢棍一样坚强起来。”在他敲击鼓声时“已不再是个蔫耷汉,而是一个飘逸的精灵!”这时人借鼓势,鼓借人力,此时的鼓已并非一般意义的了,它是作为人类生命力量的一个载体,一种象征,而人已经不是一般概念上的“人”了,它是人类生命力量的载体,力量的载体,这里鼓人合一,人与生命合一,人与力量合一。“皇天在上,厚土在下,人在其中。而他,这个人群的中的英杰此时就代表着人类在立地顶天!”这生命活力的宣泄与喷薄充分诠释了人之所以为人,生命之所为生命的含义。如果说《安塞腰鼓》还在太容易把握其脉络的话,那《鼓神》中“我”的见闻和感受则成了全文的线索,“我”是一个“债务缠身”“惶可怜”不敢归乡的游子,正是在亲眼目睹了这样酣畅淋漓,生命喷薄的锣鼓表演后,身上的生命意识、生命力被唤醒,被激发,才意识到“生命中原本没有卑微和可怜”,那又何必在意人生的坎坷,在面对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何必躲躲闪闪,于是“我想我该回家过年了”,这哪里是回家过年,这分明是“我”身上生命活力的喷发。“我”前后态度的变化从侧面表现了这锣鼓表演的真正含义,这锣鼓表演是在诠释着生命的激昂与强健。文章的语言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首先文章多采用一些简洁有力,脆生响亮的短句,特别是表演时这种铿锵的短句正好表现这酣畅淋漓的鼓声。其次文章大量运用排比、比喻,这样从艺术形式组成一个表现生命力的整体,与作者所要歌颂的人的激荡生命力相得益彰,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增强了文章的表现力度。面对这样的鼓神,面对这样的生命,面对这样的力量,作为“人”的我们该何去何从呢?让生命宣泄、搏击升华在天地间吧,不要太多地计较得与失,不要“为赋新词强说愁”,为自己的生命找一个支点,也来撬起这地球。在人生的大舞台上我们都可以倾情演出。鼓神那一年冬天,我流落到陕西省略阳县。这里地处秦岭腹地,山高坡陡民穷,是李白为之嗟叹的蜀道第一关。我流连在这里,贩点山货倒点野味,甚是恓惶可怜,甚至到了春节年关还不敢做归乡的打算(因为债务缠身,我不得不像杨白劳一样躲债)。春节的气氛越来越浓,鞭炮声鼓锣声从大街小院传来,听得人心烦意乱,我裹掖着衣服离开县城走向一个熟悉的小山村。这里也在操练鼓锣做春节上街游行的准备。既然躲不掉就留下来听听吧。于是我就混在一帮老头婆姨姑娘小孩子中间,看着坝中十来个中青年汉子把鼓锣敲得震天价响,并被那整齐高亢的鼓点声带进了一片热烈粗犷的喧嚣之中。敲打锣鼓的汉子脱去棉袄,穿着对襟衣服,捞脚挽袖,红着脸膛,挥舞着双臂,在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