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改革的动力在何处720.doc

1中国政府改革的动力在何处?——共识网专访姚洋2013-07-1809:37嘉宾简介:姚洋,经济学教授,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季刊》主编。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1986年),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89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1996年)。主要研究领域: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一、“中性政府”:中国道路是否具有世界意义?“中性政府”的利益取向与国家发展相契合刘一非:您在2008年的时候提出“中性政府”的概念,认为它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助力之一。但也有政治学家分析,政府发展经济是为了寻求合法性,以便于其占有国家资源,因此它还是有自己的利益倾向,而非“中性”的。姚洋:“中性政府”的确有利益倾向。但是,就社会层面而言,它不与任何社会群体结盟。在有些国家,政府属于某个阶层,它是为某一部分人服务的,这是中国政府和其它政府一个很大的差别。中国政府并非没有自身利益,合法性就是它所追求的利益之一。可是维护合法性有很多办法,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跟社会中最强势的利益集团结盟,用强力来镇压反对力量。很多国家政府都采用这种办法,最后把经济搞得一塌糊涂。比如在“非国大”掌权之后,南非的经济政策有很多失误,其中一个就是过度地照顾了所谓“以前参与革命的人”,导致很多白人资本跑掉了。在这种情况下,南非现在发展得很差,根源在于它没有把阶级关系调整好。非国大以前是个反种族隔离的革命政党,执政以后它完全偏向了黑人阶层,但是无论是从教育水平还是管理经验来看,黑人阶层的生产力都有待提高。在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黑人享受的权利很少,而白人享受的权利却很多。现在政府要搞种族平权,所以把黑人的待遇提高了,但国力承担不了。以前是绝大多数黑人来支持少部分的白人过很优雅的生活,现在突然要让全体国民都过上很优雅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它的收入水平没达到那个程度。南非的人均收入可能跟中国差不多,只有白人收入很高,怎么能把整体待遇一下子都大幅提升呢?所以南非工人变得很昂贵,最终结果是工业难以发展,投资者也不愿意来,引发了严重的失业问题,并进一步造成南非恶劣的治安环境。如果政府不能保持比较中性的态度——此处“中性”是指相对于社会的中性,并不是没有利益诉求——即使它想把这个国家搞好也无法实现,因为它总是要去照顾特定群体的利益,而这些群体往往是没有生产力的,否则它不会需要照顾。在发展中国家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东南亚最典型的就是菲律宾。五十年前,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它的五分之一,但是现在它的人均收入刚刚三千美元,只有我们的一半。归结来说是它的社会、政治结构抑制了国家的发展。刘一非: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中性政府”有它自己的利益,但是它的利益和国家发展的利益刚好契合。2姚洋:对,anization,张宇燕把它翻译成“共容性组织”,我把它翻译成“泛利性组织”。“泛利性”不是说这个组织与生俱来就是为了国家好,即便组织是一心为公的,组织的成员也未必如此,毕竟组织是由成员组成的,如果成员不是生来为公的话,那么组织就不可能是,只不过是它自身的目标恰好与国家一致。比如合法性,合法性的来源是什么呢?那就是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刚好跟国家、人民的利益结合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组织与国家的利益是互相契合的。政府不可能永远是“中性”的刘一非:在过去,经济增长确实是人民最需要的,但是现在其它的问题逐渐暴露了出来,比如由于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尤其是近年来,环境问题相较于经济发展显得更为急迫。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利益是否就不再与人民一致了?姚洋:最近跟我跟一个学生正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构建的理论模型得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论:一个国家今天是“中性政府”,但是它不会永远都是“中性政府”。有些群体的生产力比较高,但是这样就会带来不平等,使得另外一些群体要求更多的再分配,就像中国现在的情况,老百姓要求再分配的呼声很高。对此,“中性政府”最初可能会沉默,但是如果民众对“中性政府”的异议超出了一定的限度,政府可能就会做一点事情;否则,在极其不平等的环境下,穷人群体就要革命,因此政府要做一点再分配,把这些不安定因素拉回来。拉回来之后,它看没事了,就放松了政策施行力度,不平等可能又要增加,这样社会就会来回震荡。刘一非:您能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吗?姚洋:比如现在的收入分配改革,它不是今天提出来的,十年前就有人提议了,但政府根本不理会,因为它计算收入分配不均还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可能接近爆炸性的程度,所以要做点事情。北大在2010年和2012年做过两轮全国性调查,这两年间的基尼系数的确略有下降,和统计局的数据也能对得上,虽然它(统计局)的数据比我们低,但是趋势是一样的。这几年情况的改善到底是因为政府做了事呢?还是因为经济自己在调整?比如工人的工资在提高,企业的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