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系黄舒兰。
她怀看对海外长孙的刻骨思念,于一九六一年含泪长眠。
她终生谦恭仁爱,
默默的忍受着命运的驱使。
大灭绝──找一个消失的年代
第一章学海疑云
我在八年抗战的烟硝中度过了少年时代。其对,我正客居于陪都重庆。
各种伦理教育纷至沓来,矛盾百出,令人无所适从。家里是慈母的训诲;她
崇尚孔孟之道,劝我一心向善,待人仁义为先,同时夹杂着道家听天由命、
克己为人的思想。学校里是师长的教导;他们的教育中掺着强烈的爱国主
义。每日清晨,学生都要排队作操半小时锻炼身体;余下的时间是聆听师训,
告诫我们要刻苦磨炼意志,以便在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中成为强者。理由很
简单,现实世界,到处是优胜劣汰。忍受不能赋予我们力量(尽管母亲倡导
这种人生哲学),只有仇恨才能使我们由弱变强。
几乎与此同时,在战线的另一方,德国青年正在接受戈培尔的说教,并
加入希特勒的“青年团”汲取纳粹思想。按照这些教师的逻辑,芸芸众生中
只能有一方获胜。岁月如梭,物是人非。如今我们都和平共处,彼此成为同
事、邻居或朋友,显然与戈培尔的预言背道而驰。当然,我的母亲地下有知,
是会感到欣慰的。
尽管我们有幸成为这场残酷战争的幸存者,但却又都是一种冷酷社会思
潮的牺牲品。这种思潮断言: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人种与人种之间的
竞争,都属于生命的自然现象;优胜者压迫弱小者是天经地义的。一百多年
来,这种思潮被奉为科学的自然规律,风靡全球。它就是主要由达尔文提出
的进化论。达尔文在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中所提出的天择思想,
就是这种进化观的完整表述。
时光荏苒。从抗战到现在,已经整整年过去了。根据战时和战后发
生的一切,展望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性变故,我不禁要问,这场残酷的斗争
究竟证明了什么?生者、死者,究竟谁是适者呢?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以为
应当三思,冷静的思考这种为害不浅的观念究竟有多少科学可信度。
恐龙化石出土
达尔文是一位研究生命史的地质学家和博物学家。只要稍微研究一下地
球上的生命史,就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地球上现存的物种虽然数以百万
计,但是曾经在地球上生活过的物种却几乎都灭绝了。因为在五亿多年的历
史长河中,虽然某一时代的物种总数变化不大,但物种的平均寿命是短暂
的,就像人类历史中个人的生命十分短暂一样。现在还活着的种,大约只占
地球上曾经有过的各种生物的百分之一。
从这一基本事实出发,任何一种生物演化理论,不仅要解释物种的新
生,而且必须解释物种的灭亡。对达尔文来说,生物灭绝的机制与生命产生
的机制毫无二致。每种生物个体都在某些方面有别于其他生物,而其独一无
二的特征是可以遗传的。在如此难以胜数的生物个体中,自然界进行着独具
创意的选择,只有那些机能的特征最能适应其生活方式的种属,才能幸存下
来并不断繁衍,将优秀的品质传给后代。反之,不适应者只有灭亡一途,其
弱点亦将从种群中消失。当某种变化中的种群因为某种原因与主体的演化趋
势隔绝,而无缘发生混种时,就会变成一个迥然不同的新种。尔后遇到有亲
缘关系的种属时,其中的一种将在生存斗争中获胜,无情的扑灭竞争对手。
达尔文如此解释他的适者生存的自然规律,他写道:
我想,生物界将无可避免的遵循这一规律:在时间的长河中,新的物种通过天择应运而
生;而另一些物种则日趋减少,乃至灭绝。起源相近的生命形式,同一种群的各种变体,
同一属或相关属的物种,都具有近乎相同的结构、素质和习性,通常会陷入最激烈的竞争
之中。结果造成每一个变种在演化进程中,势必对最接近的宗族施加最大的压力,但求置
之于死地。
我们这一代人都很熟悉恐龙和其他古代生物,但生物灭绝事件听来仍相
当古怪,在达尔文时代就更不用说了。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认识了化石,
尤其是介壳化石;虽然与现代种属迥然不同,但它们也可能仅仅代表了生物
从一个种属向另一个种属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早期形态。从这种考虑出
发,把一种早期生命形态的消失称为灭绝显然是欠妥的。就像人类从呱呱坠
地成长为伟男子的过程中,把孩提时代称为生命形式的灭绝同属谬论一样。
但种属灭亡是的确有的,恐龙灭种就是一个例子。
世界上最早的大型爬虫骨骼发现于年,大约比达·尔文的生年还
早年。这种爬虫与任何活着的生物都毫无相似之处;下颚骨化石长达四
英尺(一又三分之一公尺),牙齿锋利犹如短剑,最先是在荷兰的马斯特里
奇( )村圣彼得山上一个采石场的白垩层中发现的。这一发现
使人大吃一惊,于是村民将一对父子解剖学家请去鉴定。鉴于骨骼奇大,又
恰恰夹在两个富含海相化石的地层之间,父亲便声称这是一条古鲸的化石。
但是儿子却另有高见。可能是因为研习解剖学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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