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视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探析.docx

基于生态翻译学理论视阈的冯唐译本《飞鸟集》探析摘要:《飞鸟集》是印度文学巨匠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迄今为止已有超过十个中文译本。其中,2015年最新出版的冯唐译本一经问世,即引起了读者和翻译界广泛的质疑和批评。从生态翻译学视阈对冯译本的翻译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进行全方位解读,从而为冯译本所遭受的争议进行专业的解答。总体上来看,冯译本的整合适应选择度较高,但其中也不乏明显适应性或选择性失误的例子。冯译本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翻译群落生态系统和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没有忠实地传递出原文本的语言特色与思想内涵,自我创作和改写的成分过多。但同时,冯译本的出版在某种程度上是时代发展的需要,是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变化的需要。冯译本及其他各种译本均适应了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读者对象,它们将共生共存,并遵循“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的自然法则,不断进化发展。关键词:生态翻译学;泰戈尔;冯唐;飞鸟集中图分类号::A文章编号:16720539(2020)01011107一、引言《飞鸟集》是印度诗人泰戈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上最杰出的诗集之一,它包括三百余首清丽的小诗,文字晶莹剔透,满含东方气息,短小的语句道出了深刻的人生哲理,引领世人探寻真理和智慧的源泉,深受中国读者喜爱[1]。《飞鸟集》中文译本颇多,有郑振铎、陆晋德、徐翰林等译本。其中,最著名的译本公认出自郑振铎。郑译本首次出版于1922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译本,至今历经近百年而不衰,足见其翻译之精妙。2015年由诗人、作家冯唐重新翻译的《飞鸟集》出版。此次冯唐新译本《飞鸟集》一经问世,反响不一,有人说冯唐译本用字凝练又不失原文的意境,适合现代中国读者的语言习惯;更多的读者对其译本却是抱着“吐槽”的态度,有评论称新译本风格“不雅”,是对泰戈尔的“亵渎”[2]。后来浙江文艺出版社官方微博以“出版后引起了国内文学界和译界的极大争议”为由,宣布紧急召回《飞鸟集》。《飞鸟集》的争议因文本而起,在大众层面的众声喧哗之外,有必要从诗歌翻译的专业层面对该文本进行全面深入的解读。本文将冯译本与郑译本进行对比分析,并从生态翻译学视阈对冯译本的翻译质量和风格以及失误现象等进行综观和描述,试图揭示该译本下架的原因以及对翻译的影响。二、《飞鸟集》翻译述评近年来,众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冯唐版和郑振铎版《飞鸟集》译本进行了大量的对比分析研究。例如,王乙涵、张丽敏从社会翻译学的角度分析导致郑译本和冯译本风格不同的原因[3]。梁晴晴、汪桂芬在翻译目的论指导下,探究郑振铎和冯唐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分析二者的翻译目的如何影响各自的翻译策略和具体翻译方法[4]。高远从翻译美学角度分析《飞鸟集》的诗学元素,认为冯唐的译本虽从美学角度上看,某些方面着实可圈可点,但对于其中一些诗句的意象和涵韵进行了随意曲解和篡改[5]。宁尧认为郑振铎和冯唐两人对作品的翻译积极发挥了译者的主体性作用,不同程度上满足了我国读者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野;同时又因为译者个人的翻译理念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翻译风格[6]。刘源琦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冯唐译本做了总体评价,即总体而言,冯唐的译本较为贴近读者期待视野和审美体验,更符合接受美学的要求和译文读者的审美期待,但个别诗译本过度张扬自我,以致曲解了原作者的意图[7]。罗晓佳从多元系统论视角出发,从译者特点、时代背景、翻译目的、翻译策略、社会反应等方面,对比研究《飞鸟集》郑译本与冯译本的生成和存在差异的原因[8]。何善秀、王瑞琼从认知翻译学视角下移情的角度对比分析郑译本和冯译本,认为两位译者的译作各有千秋,都非常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以及人们的审美观[9]。本文拟从生态翻译学的适应选择论、译者中心论和译者责任、译评标准、翻译生态环境、多元共生原则等理念和视角对冯唐版《飞鸟集》进行全方位解读,试图揭示该译本的翻译风格和翻译质量。三、基于生态翻译学视阈的冯译本《飞鸟集》探析(一)翻译即适应选择生态翻译学认为,翻译是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而对文本进行移植的选择活动。翻译的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译者对翻译生态环境的适应;另一个方面是译者以翻译生态环境的身份实施对译文的选择。因此,翻译过程被描述为译者适应和译者选择的交替循环过程[10]。译者如果不能很好地适应翻译生态环境,不能深刻透彻地理解、领悟原文的内涵意义;或者不能很好地对译文做出选择,不能忠实、准确、流畅地表达原文的内涵意义,就会出现翻译失误现象,因而不能很好地实现原文的功能与目的,取得与原文对等的效果。以冯译本争议最大的几首诗歌的翻译为例:【例1】,:大千世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