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岛民筑的社会乌托邦：.doc

兩個島民構築的社會烏托邦:英格-斯瓦拉-托斯朵蒂爾(IngaSvalaThórsdóttir)及吳山專訪談錄楊天娜(MartinaKöppel-Yang)楊天娜(簡稱「楊」):吳山專,能否談談「國際紅色幽默」的源起。它成立之初的宗旨是甚麼?現在呢?吳山專(簡稱「吳」):一九八五年,我把自己的藝術創作命名為「紅色幽默」。當時,我這麼做是為了給自己一個生活下去的理由;我們的社會把一切事物拆了又建——形成一個遍佈「赤字」(虧空式)的環境。我的大字報系列——如《今天下午停水》——實際上就是把周遭事物的表徵形象化。當然,這個名字本身聽起來也不錯。如今,以色彩為題的幽默俯拾皆是,例如「綠色和平」,其實稱之為「綠色幽默」也無不可。同樣道理,紅色幽默也可以叫做紅色和平,兩者可交替使用。藉此,我以輕鬆的手法把我的宗旨進行形式上的互換,並將之移植到日常生活中。你提到的「宗旨」二字在使用時必須格外小心,否則有可能淪為獨裁體制的另一個幌子。楊:舟山群島對你的藝術創作有何重要意義呢?你來自八十年代中國當代藝術的重鎭之一——浙江美術學院,這個背景是否有助你在這個偏遠和側重本土特色的島嶼上發展和實踐自己的創作理念呢?吴:我生於中國的舟山,舟山的海產在世界各地隨處可見。如今,我也以同樣的方式四海為家。英格和我在《國際湯》裏採用的口號是:「元素總是地方的。」我想這就是「國際」和「中心」的最佳定義之一。我在家鄉有許多好朋友,他們熱衷於夜生活,開辦的士高、澡堂,或是賭博、走私與打架。對我來說,當一名藝術圈的壞孩子有如孩子們的一場遊戲。楊:這使我聯想到你出國後旅居另一個島國——冰島。你是不是一個島民呢?吳:的確如此。地球上的大陸均四面環海,因此地球村的每一個居民其實都是島民。我來自舟山群島的本島。楊:你很早就開始探討全球化的問題,《國際湯》便是一例。你現在打算移師上海,這個城市的全球化發展是不是別具特色?吳:一九八五年,「國際紅色幽默」倡議的國際主義是指《國際歌》宣揚的那種國際觀——一種精神上的全球化或跨國友好合作。《國際湯》是英格和我在一九九四年的合作作品。這個作品其實側重探討創作素材和[當中涵蓋的]國際化元素。誠如剛才所說,《國際湯》的口號是「元素總是地方的」,而越地方就越國際。眾所周知,上海如今是一個極具地方特色的城市。以此為家,我也帶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楊:人類的一切活動和生命裏的所有過程是不是都可視為一種相互作用?吳:我想人類行為和生命本身都可視為一種相互作用,舉例來說,就像物件/物質及非物質的蛻變。也許是某種轉變,就像可遷和不可遷的轉變……。楊:「無常」和「機緣」在你的作品中有多重要?吳:這取決於物質的因果關係。假如機緣為「因」,而萬物皆有「果」,那麼人生便不存在機緣。(當機緣變為事實之際,悲劇也由此產生。)我在創作的時候,採用的是一種「加補」方式。我以加法取代了機緣。(若再無加補餘地,則意味著已到達終點。)至於無常,道理也一樣。楊:可否談談傳統在你的作品中扮演甚麼樣的角色?吳:綜觀眼前的事物,你能找到毫無傳統痕跡的東西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楊:語言在你的作品中又扮演甚麼角色呢?語言的系統/架構是否近似生活呢?吳:在現實世界裏,具特殊意義的(紅色)事物可能會逐漸失去其特殊的表意功能,雖則「紅色」這個概念在語言當中仍然存在。由於這種特殊的表意功能正逐漸消失,新的可能性也應運而生。在某種程度上,「紅色」這個概念在現實世界裏可隨意使用。同樣道理,雖然「快樂」這個概念在語言的層面人人皆有,但在現實生活中卻不然。楊:在你所有的創作當中,你一直在扮演近似代理人的角色。我不知道這種說法是否恰當;若的確如此,那你又是誰的代理人呢?你如何看待藝術家的角色呢?吳:我很喜歡「代理人」這個說法。如果你完成了一個創作,但卻不想成為它的代理人,那怎麼辦呢?答案就是請別人擔任你的代理人。這在藝術行業裏是一種專業的運作方式。一九九四年,曾有人問我為甚麼能從事這種類型的藝術創作,我當時的回應是:「因為大多數具有物質條件的人,都已『拒絕』投身藝術的機會。」在此前提下,我覺得最好還是別為這個角色下定義。如今,我們既可比較藝術作品的社會定義及確認其身份的「物證」,也可比較藝術家的社會定義及「罪犯」的身份。每個角色的定義最終都由它的公眾決定,而公眾的態度又取決於展示作品的地點或觀眾、討論者的身份等因素。楊:英格,你成長於冰島這個島國。你覺得這種背景(即處身於一個主流文化和政治中心以外的島嶼)曾否或有否影響你的世界觀?這種特色在你的藝術創作中明顯嗎?英格(簡稱「英」):就嚴肅的藝術家而言,我認為他們的作品或多或少都體現了其童年經歷的影響。我覺得完全沒有必要否認童年及彼時環境對我的影響。人生最初的幾個年頭不僅是個人發展最重要的階段,對一個人的影響也至為深遠。但不幸的是,我對這些歲月已無復記憶。若能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