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简史-先秦和秦代书法.doc

中国书法简史-先秦和秦代书法.doc中国书法简史-先秦和秦代书法一、先秦先秦包括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1、商和西周甲骨文现有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资料是商朝的甲骨文。甲骨文主要是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文字遗迹,长期被掩埋在地下,清晩期时有发现,直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王懿荣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对它进行收集、研究以后,甲骨文才真正获得重光。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大约有两种,一是直接刻写,一是先书后刻。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文字排列,多数自上而下;两行之间,多数从右到左。这样的书写习惯,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甲骨文的风格存在显著的变化,形成了时代特色。董作宾先生(彦堂)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学说,其中书体是一项判断标准。我们认为,甲骨的书刻者是书风的创造者。其中,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亘、永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气格阔大,雄壮卓伟;第二期由旅、大、行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规矩森然,法度谨严;第五期由黄、泳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工稳典雅,布局精到。要达到这种高超的水准,他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出土甲骨中的习字骨就是他们学习的证明。这还可以说明甲骨文书刻者已有自觉主动的审美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少量甲骨朱墨书中还可以看到,书写者已经注意发挥毛笔的性能了,董作宾说:“用硃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笔顺收迄,笔锋收放,十分清楚,因之可以断定,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虽然这只是雪泥鸿爪,其发挥也还有限,但毕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2、商和西周金文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甲、骨质地坚硬且不能常得,人们在不断地探求着合适的材质,以负载日益繁多的书写需求。于是周秦之际便有了石刻文、简书、帛书等以各种材质为载体的文字资料。金文与甲骨文比较,从成字的物质条件来说,有了极大的提髙。中国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使用铜器,到商代时,发现冶炼青铜的方法,从而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从殷商后期至战国,是我国青铜器铭文的盛行时期。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多是器主的标识、族徽、祖先名字等,一般只有两三个字,象形程度较高,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这大约因为受早期图画的影响的缘故。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商代末期,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数仍不多,如《司母戊鼎铭》、《司母辛鼎铭》,但文字作风有变化,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直笔多,类似甲骨文,而比较肥大,加上字形较大,结构也取纵势,看起来雄壮浑厚。从文字的角度讲,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此时长篇铭文也开始出现,有的达到四五十字。如《戍嗣子鼎铭》《宰甫自铭》等。铭文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总体看来,字形与甲骨仍极相似,但笔划粗细变化较大,起收随处可见尖形;结构仍多取纵势,但已经注意随字赋形,谨严而自然。因而其气质浑厚朴茂,健哨厚重,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可见,新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已经显示出来。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铭文由商末的几十字发展到数百字,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征伐纪功、赏赐锡命、书约剂、训诰群臣、称扬先祖等六大类,文辞最长可达497字(《毛公鼎》),对文字处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应提高,当然也就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风格大约可以分三个时期。(1)西周前期包括武王、成王、康王、昭王(公元前1207年〜公元前948年)。文字继承商末传统,与商末甲骨文、金文相似,处于文字演变的同一阶段。形式处理上,笔划肥厚,唯起收多出以尖形,与商末金文如出一辙,又常饰以圆形或方形的块状笔划。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有:《周公籃铭》,《天亡籃铭》(武王),《利籃铭》(武王),《德方鼎铭》(成王),《何尊铭》(成王),《商尊铭》,《眉卩县大鼎铭》(成王),《大盂鼎铭》(康王)等。其中《大盂鼎》为西周重器,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铭文十九行,二百九十一字。载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鼎的造型端庄雄浑,字迹瑰丽遹伟。其铭文严谨端庄,笔划尖圆并用,体势纵长挺拔,结字密致凝练,章法整齐有序,在书法上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