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读经 终生受益.doc

儿时读经终生受益孙景坛最近台湾王财贵博士在新加坡推广“儿童读经”法, 这是件大好事。虽有个别人持异议: 认为水土不服, 小孩子不会感兴趣, 这是“填鸭式”教学, 不如多背其他有用的东西, 包括英语单词等, 但笔者对此持肯定态度。我是大陆极少数从儿时读经出身的中年知识分子。我今年 45岁, 按理说,是“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 怎么会走上读经的道路呢? 海外朋友可能不清楚, 还以为大陆有读经土壤。事实上,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 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 儒经已被批倒批臭, 很多研究者都不读了,他们只是捡几句话来写“大批判”。我出身农家,远祖有什么辉煌已不得而知,从我曾祖开始,就是老老实实的农民。不过, 我母亲的娘家却是书香门第, 外公和舅舅都读过“大书”。我儿时在母亲的教诲下, 能背诵《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的个别章节等, 但由于母亲并没有上过学, 外公家只准男孩读书, 母亲是自己偷习的字, 所以对这些经文她有的能说清含义,有的说不清。我那时读经是名副其实的囫囵吞枣。 1966 年,大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小学也停了课。我在家没事, 表哥给我找了《诗经》、《尚书》、《左传》、《四书》等来读, 虽然读不懂( 表哥是医生, 对经书只知皮毛, 不能做我的老师), 但觉得挺好玩, 就自觉地一段一段地背, 而且越背越多, 越背越快, 有时一篇几百字的文章, 读三四遍就能背下来了, 短的读两遍就能背了,当时也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劲。我背书完全出于兴趣, 没有压力。我读经的第一个收获是险遭迫害。因为当时正值文革, “破四旧”、“立四新”,我读经就成了封建残滓余孽。我在学校虽然当了班干部, 但从校长、老师到同学都认为我思想旧, 甚至要到我家搜查古书(抄家)。幸亏我出身贫下中农, 祖宗八代都没干过坏事, 自已又头上没辫子,屁股上没尾巴,才做罢。不过这对我的前途还是有影响的。我读经的真正收获,是 1977 年中国恢复高考,我由东北农村, 一举考上广州中山大学。文革后首届高考, 虽然考题不难, 但考中却极不易。因为从文革初的 1966 年,到文革后的 1977 年,社会上已积聚了十年的人才,考上的概率只有千分之几。我考上中山大学,在当地不逊于范进中举。不过,从儿时读经是我金榜题名的关键, 因为经学对理解语文、历史、政治、地理均有帮助。至今还记得,我们吉林省语文考题的古文翻译是《左传· 曹刿论战》, 这段文字我早就能背下来, 所以当时我只看了一眼, 便刷刷刷地将其全部译了出来。我的经学研究在大陆可谓“迷宗拳”,没门没派,全都是自悟。这有一个好处, 就是思想无拘无束, 能做到真正的解放。无论在研究方法上, 还是资料的占有上, 以及学术观点上, 我都有创新, 先后发表了一批在中国古史、经学和子学研究上都有一定影响的论文,如:《中国古史分期新探》、《仁是孔子思想核心新证》、《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子虚乌有》、《董仲舒非儒家论》、《韩非非法家论》等。这些论文,其中大陆最有影响的综合性文摘刊物《新华文摘》转载一篇, 摘要多篇;《报刊文摘》转摘两篇; 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等转载三篇。此外,有的论文还被收入大陆的一些学术丛书,我的名字也被编入较权威的“学人辞典”。回顾我从儿时读经到现在,体会有五: 一、儿童读经很有必要。作为龙的传人,应了解自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