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严歌苓是当代海外华人的著名小说家之一。她擅长于叙写冲突的生存环境下人性的复杂,以及人类的困惑,塑造了一系列女性形象。占相当比重的是文革序列,以《雌性的草地》、《天浴》、《人寰》为代表;另一个序列或可称为移民序列,《少女小渔》、《扶桑》为其翘楚;再者是在长线的历史时空中展开的以个体生命为本的传奇序列,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以及2008年新作《小姨多鹤》同属此列。其中,严歌苓《第九个寡妇》是史诗风格乃至新历史主义创作的一次突破。回顾当代中国的史诗长篇,大致可以划分为几个类别:第一,红色经典,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题材多以革命战争主,人物形象单一性、概念化;第二,新时期至二十世纪末,小说创作的得到翻天覆地的发展,继先锋小说后,向多元化向前推进,有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等等。其中,新历史主义的创作成绩更是百花盛放,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余华的《活着》;苏童的《米》;莫言的《丰乳肥臀》等等。这批小说以全新的历史观和写作观与之前的红色历史叙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身为新历史主义创作的一员,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这部长篇故事时间是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在这个宏大历史跨度里,包含了中国乃至世纪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独特之处在于,将宏大叙事与个人传奇相结合,塑造了女主人公王葡萄的鲜活形象,通过她民间的自然天成的处事方式,对人性的内涵进行多维度的深入开掘。《第九个寡妇》延续了严歌苓女性创作的偏爱。不同的是,这里的女主人公王葡萄,处变不惊,坚守阵地,展现出人性的永恒和关爱。比较作者以往的作品,《扶桑》的东方妓女形象的生存承担着太多的文化意味,“她是一种文化,以弱势求生存的文化”。[1]P216《雌性的草地》和《天浴》两部小说,都不同程度突出了,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人是畸化,扭曲,又不失对人性美的感叹。严歌苓一直追求表现人性的复杂、永恒。在《第九个寡妇》里,这个创作理念得到再次的升华。女主人公更接近一个独立的,顽强的生命个体。这个人物形象诞生于动荡的农村大地,传达的人性中的善意,大地上不变的母性的能量。即使跳出那段历史,她的形象内涵依然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她不仅仅是王葡萄,而且是人类精神归宿。本文从朴素的人生观,人性的善良本质,还有母性的能量三个人性的维度,诠释王葡萄的形象意义。葡萄超越苦难的人生历程与迷失的历史形成平行参照。一、朴素的人生观故事时间发生在上世纪的40年代与80年代之间。史屯人被至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之下,食物的贫乏和人为的折腾给生存造成极大的威胁。在生存的极限挑战面前,有人选择了背叛他人,将自己的欲望建筑在别人的不幸之上,或者,顺应社会潮流来掩护自身的安全,却把最基本的道德人伦遗弃一边。当维系生存成为最现实的事情的时候,它必将成为思考人的存在的重要参照因素。更何况,人类的生存可以说是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处。在残酷的生存状态面前,人类自身的境况就如置身悬崖之上,一边是生,另一边就是死。在此际,人的内心最深处,潜伏的那股暗流,喷涌出来,暴露出各种人性深处的阴暗。在历史进行时,王葡萄的生活环境自然而然受其牵连。如何存活下去,成为了她最关心的问题。(一)王葡萄的认识论葡萄观察世界发生的大事情,就像看舞台上的戏。她无法了解演的是什么戏,因为她处于低下的位置,看到的也是大地,只知道上面的人换来换去,所以把她看迷了。其实,这一切对她来说,都是散乱、虚无和毫无意义。人和什么事都匆匆而过,事情过去了,史屯人还是回到原地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另一方面,也不受外来概念、潮流的侵扰,保持着自然、纯朴的心境。她所想到的更能代表一种平民的立场,一种民间的视角,一个边缘者的身份。大事当头,自己隐藏在院子的门后,或者躲在芦苇的背后。她的眼睛贴近地上,所看到的只能是各种人的腿,脚,鞋子。一旦地上的腿生猛起来,热闹起来,便预感到事情要来临了。运动起来就没有好事,不管什么运动都一样。她没有“民族”、“敌我”概念,打日本和打恶霸,在她看来都一样;没有政治意识,老八和解放军,“叫什么都无所谓,反正都是一回事”。大跃进时,粮食放火箭,全民大炼钢。史屯人热火朝天的闹革命,唯独葡萄冷淡处之。她对史春喜说,大食堂越吃越赖,明年能吃上这,就不错(别想明年吃上麦面,能吃上杂面就不错)。葡萄不理解日常生活意外的运动的意义,所以看到的都是烦人的躁动。她的眼睛总是七岁的稚嫩、天真,没有“惧怕”,也没有“觉悟”,但这并不表明她对人情、利益一概不懂。四四年,一个连的日本鬼子包围了史屯。在回史屯的路上,刺刀尖横,枪杆推挡,葡萄被一个鬼子阻拦。葡萄却大声说:“俺回家做饭呢!”又做了一个端碗喝粥的动作。由于缺乏惧怕的个性,不知天高地厚的简单,王葡萄被人们当作疯子。然而此疯子不同彼疯子,她智力正常,口齿伶俐。参加识字班的葡萄回回受表扬。对于所谓的剥削、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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