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 清代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再認識: 以艾爾曼《從理學到朴學》為中心引言:清代学术和思想研究的问题在哪里? 一、清代学术史的学术史一百年來,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典范。(一) 1904 年,章太炎《》(重订本)。(二) 1904 年,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节。(三) 1907 年,皮锡瑞《经学历史》。(四) 1907 年,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清儒得失论》、《近代汉学变迁论》。近一百年里面,最重要的典范性著作: (一)中国: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921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 1926 ) 、钱穆《近三百年学术史》( 1937 ), (二)日本:狩野直喜《支那哲学史》、《清朝的制度与文学》(均为 1920 年代的京都大学讲义) 、森木竹成《清朝儒学史概说》(东京,文求堂, 1930 )。两种典范: (一) “外缘影响”论————从社会背景来讨论清代学术的缘起。(二) “每转益进”论————从内在的资源、转化和启迪方面讨论清代学术起源。————以欧洲文艺复兴作背景的历史脉络, 使关于清代思想和学术史研究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二、艾尔曼对清代学术史的研究艾尔曼的三部著作: 《从理学到朴学》。《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晚期中华帝国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第一,他相当注意从经学内部的分歧中,看到思想史的变化、差异和冲突。第二,他相当注意科举制度和文化人的身份、角色,在思想史上的意味。第三,他在清代思想史研究上,非常注意家族、地域、通信以及政治事件对思想与文化的作用。——这就是“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它和侯外庐的社会史與思想史,相差很大。三、对于艾尔曼的批评:以《从理学到朴学》为例第一个问题,考据学是江南共同体吗? 【A 】北京乾隆十九年( 1754 ) ——北京, 进士考试( 甲戌科), 秦蕙田主持, 成为进士者有朱筠、王鸣盛、王昶、钱大昕、翟灏、纪昀, 《纪晓岚文集》卷十六《前刑部左侍郎松园李公墓志铭》“此科最号得人……,皆称汲古之彦”。乾隆二十年( 1755 ) ——北京,戴震入京。【B 】扬州乾隆二十年间( 1756-1765 ) ——扬州。卢见曾幕: 惠栋、王昶、沈大成( 1700-1771 )、朱福孙、戴震、朱筠、江声、余萧客。【C 】安徽乾隆三十年代,朱筠、朱珪兄弟为中心,“太平使院”,章学诚《与族孙汝南论学书》: “近从朱先生游, 亦言甚恶轻隽后生空谈义理, 故凡所指授, 皆欲学者先求徵实, 后议扩充, 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先后有戴震、邵晋涵、颜九苞、洪亮吉、章学诚、王念孙、汪中。【D 】北京乾隆三十八年( 1773 ), 北京开四库全书馆, 成为学术的中心, 有戴震、翁方纲、邵晋涵、周永年、余集等等。第二个问题是, 艾尔曼对清代考据学的评价, 是根据历史的叙述还是来自后设的追认? 断定清代考据学使得中国传统学术与思想出现了崩溃: “对帝国正统学术的批判, 早在十八世纪已达到高潮, 传统儒学经典一度拥有的不容置疑的权威性,在那时即受到知识阶层日益尖锐的挑战”( 初版序, 1页)。那个时代的学者“在学术上反对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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