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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中国故事之二：
一个军用水壶的故事
市广电局（台）退休干部 曹宗国
小时候，我家里有一个军用水壶。那水壶已经很旧很旧，銻铁表面泛着灰白色，有被战火硝烟熏过的痕迹。军用水壶在农家派不上用场，祖母就拿来做了装菜种子的器物。每年收了辣椒籽、白菜籽啊什么的，就装在里面保存，来年好播种。其实，这水壶可有些来历。
祖母曾对我说，这是当年土改时“工作同志”留下的。
“工作同志”是当年老百姓对土改工作队员的称呼，他们的模样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很深刻，个个都戴着军帽或工作帽，穿着军服或制服，一眼就能认出来。“工作同志”中的领导和骨干一般都是南下干部，也有从运动中表现积极的青年中选拔出来，经过培训的本地人。所谓南下干部，就是从北方老解放区和革命队伍中抽调到南方新解放区接管政权、开展工作的干部。他们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甚至战争的考验，挎着“盒子炮”（装在木套里的手枪），浑身透着革命传奇色彩，在群众中威望很高。他们用北方口音讲话，老百姓听来句句都有很大的威力，可以断生死、定乾坤，觉得他们简直都跟天神一样。后来许多南下干部都成为县以上领导，在人们心目中都是了不起的大干部。
父亲曾经告诉我，在我家留下水壶的这位“工作同志”名叫李凤坤，是一位南下干部，当年带着工作队到我们姚店区搞土改，人称“李主任”。他实际职务是区委书记，后来是县委副书记。“李主任”在我家住过一段时间，可是具体的情形，我记忆里没有印象，我不记得他当时是什么模样，大概是他早出晚归、工作很忙，小娃子家难碰面。他之所以在我家住过，我估计有两个原因。
一是当时我家就住在农会隔壁。我祖父早亡，祖母带着父亲一直跟曾祖父母、还有二爷爷二婆婆一起生活，直到父母生了我，一大家人还是住在一间茅草老屋里。土改时农会一考量，就给我家又分了几件房子和几亩土地，于是我们就分家过，分开住。这新分的房子是一栋并排两个“天井”的大屋的三间偏屋，过去做过私塾学堂的。母亲用背篓把我背过去时，我看到那房子很高大空荡，一间屋做了父母和我的卧室，一间屋祖母住着兼做厨房，中间一个过道里摆着母亲的织布机。有时我在天井边玩着玩着，会突然听见有大钟响声。喊大人听，他们说我瞎说，其实千真万确，那真是很奇怪，我至今也不知道这种奇怪的现象能否得到科学解释。那大房子东头住着一户姓谢的人家，中间住着姓周的两兄弟，偏屋天井后面还住着一个陈婆婆，她就是原先私塾先生的遗孀。大房子中间的正屋有一段时间用来做了农会开会的地方，
“李主任”开完会就在我们家休息吃饭，比较方便。
二是“李主任”很看中我父亲。我父亲名叫曹起森，个头有一米八高，为人忠厚正直，又有小学文化，在当时的民兵中是很出众的。他把我父亲当重点培养，父亲后来参加工作，历任宜都县农业银行行长、古老背（现猇亭）区区长、聂家河区区长，1989年从县电力局局长位置退休后即去世，才61岁。“李主任”实际上是我父亲的引路人。
多少年，每当我看见这个水壶，就难免联想到它的主人。
我虽然不记得“李主任”当时的模样，但他在我们村领导开展工作的情况，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还是很深的。我们村里清匪反霸，斗争地主、土改分田地，都是在他带领的工作队的领导下进行的。如同周立波在《暴风骤雨》里描写的那样，工作队扎根串连，把贫下中农动员起来成立农会，组织民兵队伍，然后就轰轰烈烈。
“李主任”在农会开会时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