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与追求.doc

王阳明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与追求
摘 要： 程朱理学主张“忠体恕用”, 王阳明则从体用一源的角度将“忠恕”视为混一之整体。心即是理, 在主体性道德高度挺立的前提下, 忠恕被绾摄入心体中, 俨然成了良知的另一注脚, 这体现了其“致良知”教的一贯之旨。换言之, “致良知”乃是一贯的心学注脚。心学立场下的“忠恕”被视为修养工夫的关键。这背后所体现出来的, 乃是王阳明本人对“内圣与外王”高度一贯的追求。知行合一, 动静一贯, 本体工夫一贯, 所指向的是“反求诸心”的内圣实践。而在军事和政治实践中以仁恕为待人接物之宗旨, 所指向的乃是“事上磨炼”的外王实践。一贯之道最终必以万物一体精神为依归。由其“忠恕一贯”思想可知, 王阳明心学是一注重“行”的哲学, 后人对其虚玄蹈空的指摘是难以体现其哲学价值的。
关键词： 王阳明; 忠恕; 一贯; 万物一体;
自程朱理学将“忠恕一贯之道”置于“忠体恕用”的解释框架之后, 后世理学家基本同意此种诠释路径, 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出现对“忠恕一贯”的新解。直到王阳明从心一元论的角度建立起完整的良知学体系后, 忠恕之道就被赋予了鲜明的心学特色。然而, 如今对王阳明思想的研究大都集中于对“致良知”理论及其实践工夫的探讨, 而对其“忠恕一贯”之思想则措意极少。但若想如其所是地揭示王阳明心学的哲学价值, 就有必要弄清其哲学体系中所一以贯之的终极关怀。有鉴于此, 本文将逐层分疏王阳明的忠恕一贯思想, 以求窥见明代心学大家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与追求。
一、体用一源视角下的“忠恕”解
清儒刘宝楠曾总结过, “一贯之义, 自汉以来不得其解”[1]。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朱熹于此亦是煞费苦心。他延续了二程的路子, 选取体用模式来诠释忠与恕的关系。基于理一分殊的大前提, 体用关系自然表现为体一用殊,
体本用末的样式。朱子云:“一者, 忠也;以贯之者, 恕也。体一而用殊。”[2]670“忠者天道, 恕者人道。天道是体, 人道是用。”[2]674这些言论皆表明朱子是从体与用这两个不同的方面将“忠恕”二者分而析之的。他将注的贯一是恕忠“谓所”, 恕“和”忠“于应对别分”贯“和”一“

脚”[2]669。“忠”可以说是“一”的指导原则, “恕”则是此原则之实践方法。虽然朱熹为了哲学体系建构和语言表达之方便, 有意将“忠恕”二者分而言之,
但在理学家体用一源的思维模式下, 二者并不是两个独立的原则, 而可以解释为一物。朱熹说:“忠恕只是一件事, 不可作两个看”[2]672。
王阳明对内圣外王之道的实践与追求
在此基础上, 朱熹为了弥合《论语》“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与《中庸》“忠恕违道不远”的语义差异, 还区分了“忠恕”的三种境界:天地、圣人以及学者的“忠恕”。朱子言:“《中庸》说‘忠恕违道不远', 是‘下学上达'之义, 即学者所推之忠恕, 圣人则不待推。然学者但能尽己以推之于人, 推之既熟, 久之自能见圣人不待推之意, 而‘忠恕'二字有不足言也。”[2]687如此说来, 《论语》说的便是圣人之忠恕, 《中庸》说的则是学者之忠恕。二者区别在于, 前者是自然流出, 后者则有所着力。这无疑是对“忠恕”思想极精到的剖析, 在朱子理学体系中可以自圆其说。但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 他们似乎都没有展开说明为什么“一”可以解释为“忠”, “贯”可以解释为“恕”, 更没有说明为何将“尽己之忠”纳入本体的范畴内, 而将“推己之恕”纳入功用 (工夫和发用) 的层面中。仅仅是因为前者由己而后者及人么?究竟是“忠”和“恕”的哪些特质使得他们作如上区分呢?这个问题值得思考。他们一方面主张“忠”和“恕”分属不同的层次, 有体用之别, 一方面又说“忠恕只是体用, 便是一个物事, 犹如形影, 要除一个除不得。”[2]672前后两种说法虽可在体用一源的模式下得到统合, 无逻辑上的矛盾之处, 但始终让人觉得稍欠圆融。这或许是朱子哲学对体用关系措意二分所导致的。故朱子在注《论语》的“忠恕一贯”章时如是说:
圣人之心, 浑然一理, 而泛应曲当, 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 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 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 将有所得, 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 即应之速而无疑也。[3]
朱熹指出, 曾子平日修养工夫很到家, 能随时随事精察且笃行。但稍有遗憾的是, 曾子未能将日用常行的人道与浑然一体的天道贯通起来。换言之, 曾子还未闻道。孔子深知曾子天性鲁钝, 所以便以“吾道一以贯之”来劝勉曾子在与朱子所主张, 这是由用达体的工夫论路向修身的同时体悟其背后的至高本体。．

的“今日格一物, 明日格一物”而后“至于其用力之久, 而一旦豁然贯通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