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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重论的古代商品经济论文
一、以《管子》为代表的“轻重论”的确立
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向系统化发展，诸侯列国的争霸和诸子百家争鸣，产生了大量的经国治世之说。是时，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转变，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各诸侯国统治者，为了扫除奴隶制残余，增强本国实力并最终在争霸战争中取得胜利，纷纷进行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社会改革。在发展封建经济的改革中，较著名的有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商鞅在秦国的变法与改革。管仲的“官山海”之策，主张由籴法”，实行政府收售粮食以调节粮价；商鞅主张“农战”，奖励农业生产、抑制工商业发展的政策等，均涉及政府对工商业经济的干预与控制，成为“轻重论”思想来源的重要素材。随着秦王朝统一中国，特别是西汉王朝统治的逐步稳定，涉及国家治理方面的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的局面逐渐结束，契合西汉前期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的转变，中国古代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理论在大一统王朝的实践下得到确立。“轻重论”的形成乃至作为古代封建国家主导的经济思想地位的确立，与统治者对工商经济发展由放任到管制的政策转变有关。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制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官山海”政策和战国时期秦国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政策，但都为时较短或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而对山泽之利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仍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
秦统一后，恢复了工商官营的政策，即“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同时对东方六国的私营工商业者进行打击。但由于秦祚短暂，秦政在利用暴力专制、繁苛赋役困顿私营工商业者的同时，并没有建立起适宜统一政权控制国民经济的系统理论与经济结构。秦暴政的短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实行轻徭薄赋、清简无为政策的经验总结。汉初为恢复残破的社会经济，实行重农抑商措施，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采取贱商措施，但实际在经济上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吕后时期，经济有所恢复，于是“驰商贾之律”，商人和商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空间，如“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驰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社会秩序稳定，商品流通范围扩大，商品经济繁荣，是为史家所说自战国至西汉中期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阶段，此时期国家对工商业发展的放任趋向是其总体特征。私营工商业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为政府调控市场提供了基础，而汉武帝时期的社会发展矛盾又为政府实行国家干预主义措施提供了政策环境。
与前期统治者“无为”而治不同，年轻有为的汉武帝在经济日益发展、国势日趋强盛的背景下决心褪去“无为”的政策外衣，干一番名垂青史的政治业绩。政治工程的大有作为必然需要庞大的财力支持，长期内外兴作使国家财政耗费巨大，而这些仅凭农业经济收入是难以支撑的，好大喜功所需的巨大开支要求汉武帝必须开辟新的财源。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中央政权，在武帝因长期对外用兵而出现财政困境时，他们却袖手旁观，如“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黎民重困”。此外，商人还与地方诸侯相勾结，图谋不轨，“因其富厚，交通王侯”，造成严重的国内局势。在此情况下，汉初黄老“无为”之统治策略无法再适应客观形势的需要。武帝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