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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讲制度变迁
制度提供了人们互动的稳定框架,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制度处在变迁之中,虽然很多时候变迁十分缓慢。
制度变迁的源泉
服从与改变
制度形成了对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各个个人的约束,同时也形成了对他们的激励结构。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人们是不是总会遵守或服从制度规则呢?除非制度已经完全内化到每个人头脑中,否则答案是:不一定。
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个人在既定制度约束下有着不同的可能的选择:一种是在制度允许的范围内运用资源,寻求利益;另一种是违反制度来追求利益,但并不试图改变制度;还有一种是运用资源来改变现行制度,从而实现更大利益。人们倾向于哪种选择,取决于他们认为哪种选择能够带来更大的预期净收益。
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
研究制度的变迁从逻辑上需要以一个既定的稳定制度为起点。这种稳定的制度有时被称为均衡制度,它具有这样的特征:受制度约束的所有个人都会在制度范围内寻求效用最大化,而改变制度对他们来说是不合算的。需要注意,均衡制度状态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对现有制度感到满意,只是因为改变制度要付出成本他们觉得不值得。
不过,均衡并不会无条件地永远持续下去。人们从事活动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因素在不时的变化,变化达到一定程度人们就可能发现,新的获得收益(效用)的机会在原有的制度格局内无法有效利用,而改变既有制度将有较高的预期净收益,这些新的获得利益的机会便会诱使人们致力于制度变迁。
诱致变迁的因素多种多样,特别受到学者们关注的主要有:
(1)人口变化。人口变化引起人与自然资源之间关系的变化,引起劳动和自然资源(如土地)的相对价格变化。
(2)知识存量和技术的变化。
例:技术股的产生。
(3)价值观念或偏好的改变。
例如,奴隶制度的废除。
(注意诺斯的一个观点:人有表达自己观念的需要,不同的制度使人们表达他们价值观念的成本不同。)
受利益诱导的主体
新的获利机会诱使人们致力于制度变迁是个普遍性的原理。这里所说的“人们”可以是各种各样的人,企业主、工人、农民、国家政权的掌握者。有的制度变迁是由国家政权的掌握者发起的,他们之所以致力于制度变迁,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变迁会使他们得到更大的效用(他们的效用可能是民众福利的增长、国家军事力量的扩大、个人威望、个人权力的稳固的函数)。有的学者把国家政权掌握者推动的变迁称为“强制性变迁”,以对应于“诱致性变迁”。(林毅夫)这是在狭义上使用“诱致性”。我们想要强调的是,没有哪一种制度变迁不是诱致性的。
制度变迁的机制
谈判地位
上述诱致性因素的变化导致人们预期净收益的变化,导致人们发现新的机会,并试图通过制度变迁来捕捉这些机会。但是,制度变迁不是发现新机会的人单方面推动就能实现的,它取决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互动力量或谈判地位。诱致因素的变化会改变人们掌握的资源的相对数量和质量,并因此而改变人们在制度谈判中的地位,通过谈判地位的改变实现制度变迁。
例:乡镇企业的改制
搭便车问题
在前面的章节中曾讲到制度有不同的层次。相应地,制度变迁也会发生在不同层次上。而我们上面的讨论没有涉及制度变迁是哪个层面上、在怎样的范围里发生的问题。如果变迁是在单个合约的层面发生,那么事情比较简单,它会通过两个人或少数人之间的谈判实现。但是,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