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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开往中国的慢船

　　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这篇文章，就从所谓考古学式的疑问出发。多种出土品上贴着各式标签，分门别类地进行分析。
　　话说第一次遇见中国人，是什么时候的事呢?
　　1959年，或1960年是我的推定。哪一年全部能够，哪一年全部没有什么大差异。正确地说，是完全没有差异。对我来说，1959年或1960年，就好比一对 穿着不起眼衣服的双胞胎丑弟兄。就算能穿过时光隧道回到那个时候，相信要区分1959年和1960年，对我也会是相当辛劳的。即使如此，我还是很有耐心地 继续我的作业。坚硬的洞穴越挖越宽，新的出土品即使不多，却也开始现出它的姿态了。
　　对了，那年正是约翰生和巴达生争夺重量级拳击冠军的一年。这么说，到图书馆去翻翻旧的新闻年鉴体育版就行了。这应该能够处理一切。
　　第二天早晨，我骑着脚踏车到周围的区立图书馆去。
　　图书馆大门旁边，不知怎么会有鸡笼子。鸡笼子里五只鸡正吃着略迟的早餐，或略早的午餐。天气很好，所以我在进图书馆之前，先在鸡笼旁边的铺石上坐下，决 定抽一根烟。而且一面抽烟，一面望着鸡吃饲料的样子。那些鸡很忙碌的啄食着饲料箱，它们实在是太急躁了，那用餐的景气，简直就像早期格数较少的快动作新 闻影片。
　　抽完那根香烟，我体内确实有了什么改变。不知道为何?可是就在不知为何的情况下，新的我隔着五只鸡和一根香烟的距离，向我自己提出两个疑问。
　　第一个问题是：到底谁会对我第一次遇见中国人的正确日期感爱好?
　　另一个问题是：在日照充分的阅览室桌上放着的旧新闻年鉴和我之间，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相互能分享的东西存在呢?
　　很正当的疑问。我在鸡笼前面又抽了一根烟，然后骑着脚踏车和图书馆和鸡离别。所以，天上的飞鸟没有名字，我那记忆也没有日期。
　　原来，我大多的记忆全部没有日期。我的记忆力很不确实。因为实在太不确实了，我往往以为我在拿这不确实向谁证实什么似的。不过到底要证实什么?我也不清 楚。大约要正确把握不确实的东西所证实的事，原来就不可能吧?
　　总而言之，我的记忆，就是像这么很地含糊不清。有时前后颠倒，有时事实和想像交错，有时我自己的眼睛和他人的眼睛混在一起。这种东西或许已经不该称为记 忆了。透过我小课时代能够正确而清楚地回想起来的事，只有两年。一件是相关中国人的事，另一件则是某 个暑假下年举行的棒球比赛。在那场棒球比赛，我是中坚手，在三局后半，发生脑震荡。当然我不会没有理由就忽然发生脑震荡，我们球队那次比实时，只能使用附 近高中运动场的一个角落，这是那天我得脑震荡的关键原因。
　　换句话说，我为了全速追捕中央高飞球时，迎面撞上了篮球架。
　　我醒来时是躺在葡萄棚下的长椅上，天开始暗下来，水洒在乾燥的操场所发出的气味，和当枕头用的新手套的皮味最先扑进我的鼻子。接着是倦怠的侧头部疼痛。我 仿佛说了什么，自己并不记得，是陪着我的好友，以后告诉我的。我大约是这么说的：没关系，只要拍掉灰尘还能够吃。
　　这种话是从那里冒出来的，我现在还弄不清楚。可能是正在做梦吧?可能做一个正在搬运午餐面包时，从楼梯上滚下来的梦吧!除此之外，就没有任何能够从这句话 联想起来的情景了。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现在那句话还经常在我的脑子里打转。
　　没关系，只要拍掉灰尘还能够吃。
　　然后那句话便停留在脑子里，使我想到所谓我这么一个人的存在，和所谓我这么一个人不得不经历的道路。然后试着想那种思索必定会抵达的一点——死。
　　死这件事，最少对我来说，是一件很茫漠的作业。而且不知道为何，却使我想起中国人。
　　我因此到港街山手那所为中国人子弟办的小学。我去那里，那是因为我被派参与一个模拟考试，考 试的会场分为好多个地方，但我们学校只有我一个被指定派去中国人小学。理由不太清楚，大约是行政上的错误吧。因为班上的同学，全部被派到周围的会场去。
　　中国人小学?
　　我每捉到一个人，不论是谁，就问她知不知道相关中国人小学的事。没有些人知道任何事。假如说有，也只是知道那所中国人小学在离我们校区，坐电车要三十分钟的 地方。当初的我，并不属于那种一个人坐电车到那里去的孩子。所以对我来说，那简直就等于世界尽头一样的地方。
　　世界尽头的中国人小学。
　　两星期后的星期天早晨，我怀着可怕的黯淡心情，削了一打铅笔，根据指示把便当和拖鞋塞进塑胶书包里。即使是一个天气晴朗、甚至有些太暖和的秋天里的星期 天，我母亲还是给我穿上一件很厚的毛衣。我一个人搭上电车，为了怕坐过站，一直站在车门前面，注意着外面的风景。
　　去中国人小学，不需要看准考证背后印的地图，只要跟着一群书包被拖鞋和便当涨满的小学生后面走，就行了。几十个、几百个小学生排着队，在很陡的斜坡道上， 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