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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幕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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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第九期《电影文学》刊登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又名《红灯志》），作者沈默君、罗静。该剧本写的是在日军侵占下的东北一个小镇上，有一家祖孙三代人为了给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递送“密电码”，演绎了一场生离死别的感人故事。故事中的三代人不是真正的一家人，然而革命斗争却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不是亲人胜似亲人。共产党员李玉和、李奶奶牺牲了，“革命接班人”李铁梅终于把“密电码”送到了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
　　
　　电影文学剧本《自有后来人》发表后，在读者当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长春电影制片厂借此良机，开始拍摄这个动人的故事，1963年，黑白故事影片《自有后来人》公映了，一时间全国争相观看。同年，哈尔滨市京剧团根据该剧本编排了现代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在当地演出以后深受欢迎，以致连续上演了一百多场。其后，上海爱华沪剧团以这两戏为基础，改编成了现代沪剧《红灯记》，在上海演出获得成功；中》；《红灯记》连环画也出版了两个版本（这是“文革”前的老版本连环画，不是“文革”中的“样板戏”同名连环画）。

　　“文革”当中，《红灯记》被搞成“样板戏”，还拍了电影，使得这出“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遍神州大地，全国数以亿计的人学唱，各种地方戏争相“移植”，很多物品上也都有《红灯记》中的人物形象……“文革”过后，《红灯记》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一段时间。20世纪90年代以来，电影《自有后来人》复映，京剧《红灯记》作为红色经典再次登上舞台，就连当年出版的几种《红灯记》连环画亦多次再版。
　　从1963年红灯第一次点亮，到今天跨越40余年，《红灯记》的背后也承载着许许多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
　　
　　《红灯记》所讲的故事，发生在1939年，地点是黑龙江小镇“龙潭”，这是个虚构的地名，是东北许许多多有地下交通员的小镇的缩影。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于9月18日悍然发动事变，很快便占领了东北全境。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甘屈辱，纷纷挺身而起，与来犯者进行殊死搏斗。为了赶走日军，保卫祖国，社会各界全都加入了抗日大军，他们先是拉起 “红枪会”、“黄枪会”，继而组建义勇军，再后来，在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的领导下，组建了抗日游击队，最后联合社会各种力量，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简称抗联）。
　　抗联一般不与日军正面交锋，而是打游击战。他们昼伏夜出，突袭敌人，日军车站、铁道线、汽车队、粮库、弹药库、兵营乃至大桥、水电站等都是抗联袭击的目标。抗联游击队给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以沉重打击，使其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搞到准确的情报，更有效地打击敌人，抗联培养了许多地下交通员，他们活动在城镇乡村，以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形式为抗联秘密递送情报。在《红灯记》里，李玉和家就是我党秘密交通站，李奶奶、李玉和、李铁梅老少三代，还有跳车人、磨刀人都是交通员。一旦交通站或交通员出现意外，往往会给我党造成损失，所以交通员组织关系缜密，上下级联系明确。下面是1937年的“东北抗战交通组织机构图”：
　　
　　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海参崴职工处―各省委―特委交通局―县委交通部―救国会交通站―交通员

　　
　　交通员的公开身份多种多样，商人、老板、道士、记者、猪倌……他们除了侦察与传递敌人活动的情报外，还有传递中共中央等机构的指示、掩护党的领导干部、运送作战物资、宣传抗日救国道理等任务。交通员都有不怕困难、不惜牺牲的特点，在传递情报时，他们将密件缝在衣服里、放到耳朵里、编在女人辫子里等等，按事先约好的地点、暗号进行单线联络。电影《自有后来人》和后来多个版本的《红灯记》中，李玉和与交通员接头时举起红灯，与磨刀人接头时看见对方左手戴手套的典型的接头暗号和李玉和在粥棚遭遇日本宪兵搜查，急中生智将一碗粥倒进装密电码的饭盒的这一保护密件的行为都十分真实，这是因为编剧沈默君非常了解抗联交通员的对敌斗争手段。
　　在抗联早期，指战员们没有电台，消息闭塞，对于攻防也很不利。1936年，著名抗联将领赵尚志让于保和去黑龙江通河县帽儿山的密营中建立抗联电信学校，那里有一个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