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正义理论对中国的三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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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世骏，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代西方哲学有关正义问题的讨论，大概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对我们思考中和效率的关系问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最重要著作当属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这本著作被介绍进中”和“效率”何者优先的问题成为中国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汉语中通常译成“公平”的fairness，主要是一种程序性的或方法论的概念，用来论证justice，即汉语通常译为“正义”的原则。在这个意义上，汉语论者所说的“公平”，更接近于在罗尔斯政治哲学中的justice而不是fairness，确切说更接近于罗尔斯正义观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平等”（
equality）概念。对此种意义上的“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罗尔斯的回答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在很大程度上，罗尔斯正义论的最重要价值，就是以相当精确的方式论证了“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命题。但有意思的是，罗尔斯正义理论对中国学界发生较大影响的上世纪90年代，恰恰是中”作为指导思想的时期。来自西方的罗尔斯派学者惊讶地发现，在社会主义的中置于效率之上的居然不少，甚至更多。与典型的宁可为了公平而牺牲效率的左翼思想家相比，罗尔斯对效率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肯定，认为一定程度的不平等只要有助于提高效率，只要这种效率有助于改善境遇最差的人们的状态，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毕竟罗尔斯是反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为了避免社会主义者还不如一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更加重视公平价值的尴尬局面，我自己曾经做过一番“解释”，说在罗尔斯的语境中，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主要不是政府的工作，而是市场的工作，政府的责任则主要在市场之后或市场之外进行适当调节；而在中国的语境中，政府不仅具有对市场的工作进行事后调节和“场外指导”的责任，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过程中，还具有培育、发展和健全市场经济的责任。现在回过头看，从中共十五大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十六大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再到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我和效率的关系问题上的观点，已经进行了重要的调整。这种调整既体现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本身的议程变化，也反映了我国理论界参与国内外思想交流和学术探讨的思想收获。
其次是再分配和承认的关系。罗尔斯的正义论把“分配正义”当作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把超越市场领域的“再分配”作为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这个观点不仅影响了其他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家，而且也引起了左翼社会理论家的重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另一个重要派别即社群主义，尤其是它的主要代表之一查尔斯•泰勒，重视个人的社会归属，并把由此产生的集体认同是否得到承认，作为以“解放”为目标的社会进步的突出问题。有意思的是，与黑格尔传统有密切联系的泰勒的观点，在逐渐由康德传统转回黑格尔传统的批判理论之当代传人那里，也得到有力呼应。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艾克赛尔•霍奈特和南希•弗雷泽，弗雷泽在肯定“再分配”和“承认”之间密切联系的同时，强调围绕“再分配”所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和围绕“承认”所进行的社会政治斗争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而霍奈特则多年来一直主张“承认”对于其他社会概念的优先性，以及黑格尔早年提出的“为承认的斗争”的命题在克服物化、追求解放的过程中的根本意义。尽管这两位学者在“承认”是当代批判理论的最为重要概念还是最重要概念之一的问题上有不同观点，进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是基础，文化是上层建筑的经典观点的当代有效性也有不同理解，但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先前的社会批判理论相比，当代批判理论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可以说就是对“承认”以及与之有关的认同问题、价值问题和意义问题的重视。作为霍奈特和弗雷泽的老师，尤根
•哈贝马斯近年来注重发掘“尊严”概念的潜在资源，讨论“尊严”概念与“人权”概念的内在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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