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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监督：从“条例”到“见效“的路径2021党内监督条例心得
　　数十年来，我党对于“监督”―――“党内监督”―――“党内监督制度化”的认识和探索不停深化。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以下简称“条例”正是这种长久认识和探索的一大结果，含有主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现在需要重视的是，怎样切实落实和落实“条例”，使之在推进党内监督方面真正见到实效。
　　一
　　１９４５年７月，毛泽东在延安回复民主人士黄炎培有关中国共产党胜利后，怎样跳出“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这一历史“周期率”时，郑重指出，“我们找到了一条新路，那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些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里，已经显现出我们党对民主和监督的重视。
　　建国后很快，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的出现，高岗、饶�石事件的发生，使我们党对监督的认识深入深化。假如说，延安时代关键强调的是对“政府”的监督，那末，上世纪５０年代，已经开始强调“党”也需要接收监督，其中包含开展党内本身监督。比如，１９５６年，毛泽东提出“长久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强调共产党也要接收来自民主党派的监督。邓小平则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所以，“共产党要接收监督。”要有些人民群众的监督，要有民主党派的监督，但“第一，是党的监督”，即“实施党的内部的监督。”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２７０－２７３页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党在总结“文革”教训的基础上，愈加认识到″党内监督″的必须性。尤其可贵的是，认识到党内监督必需有“制度化”作为保障。于是?熏１９８０年颁布了有关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熏１９８７年颁布了有关对党员干部加强党内纪律监督的若干要求试行。以后在社会转型期，也暴露出我们党内的部分问题，关键是部分腐败现象。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选这么，党内监督制度化的任务就更显紧迫。１９８９年８月，中央发出了有关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强调要“立即总结反腐败斗争的经验，建立、健全党内监督、群众监督等多个监督法规”。１９９０年３月，十三届六中全会经过中共中央有关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络的决定，要求：“中央纪律检验委员会会同中央组织部确定党内监督条例”。这是中央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制订“党内监督条例”。以后，在１９９４年十四届四中全会和２００１年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又前后两次加以重申。
　　可见，我们党从强调“监督”，到强调“党内监督”，进而强调经过制订“条例”以实现“党内监督制度化”，前后数十年的认识和探索步步深化。
　　二
　　按笔者了解，“条例”关键从“监督谁”、“监督什么”、“谁监督”和“怎样监督”四个方面系统地构建了党内监督的整个制度。
　　首先，“监督谁”，也即监督对象。从理论上讲，各级党组织、全体党员全部应该接收党的监督，她们既是党内监督的主体又全部是党内监督的对象。不过，“条例”突出了关键，要求：党内监督的关键对象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班子关键责任人。这里，用“尤其是”三字将各级“关键责任人”定位为党内监督对象中的“重中之重”，是很有现实意义的。所谓“关键责任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把手”。一把手的特有地位，决定其假如放松自律，就更轻易独断专行，甚至以权谋私。而在实际上，对于“一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