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乌坎事件”折射出的村治困境和反思乌坎事件 1.docx

2021年“乌坎事件”折射出的村治困境和反思乌坎事件_1“乌坎事件”折射出的村治困境和反思乌坎事件

　　 　　或许，乌坎事件有其特殊性，不过民主选举后乌坎村所遭遇的，诸如村“两委”的体制性矛盾、民选村委会因为受制于村庄治理结构和民主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而造成治理绩效下降、村庄社会结构分化和和之相关联的思想意识的分化，使得村民难以达成共识等问题或困境，在其它很多农村一样出现或存在过，含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广东“乌坎事件”被认为是多年来最含有经典性的村民维权事件。这一维权事件折射出中国农村基层治理场景的影像，成为中国农村村民自治现实状况的缩影。从“乌坎事件”演变脉络中，能够窥见当下中国村民自治面临的困境，预示村民自治发展的未来走向。
　　“乌坎事件”的叙事
　　乌坎村属于广东省陆丰市东海镇，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原村“两委”开始经营企业和出卖集体土地，以取得收益。据报道，快要20年时间里，在未征取村民同意的情况下，原村“两委”和地方政府合谋非法征用、或和商人合作非法出让集体土地，造成乌坎村近2万亩集体土地流失流失土地占全村80%。巨额土地赔偿款和卖地款项却不知去向，村民们取得的赔偿款只有两次，每人总共550元。因为村务管理不透明和村财务管理缺乏监督等问题，原村“两委”干部贪腐肆无忌惮，激起村民对村干部的强烈不满。
　　2021年9月21日，乌坎村爆发大规模村民上访游行维权活动，控告原村“两委”干部私卖集体土地、侵吞集体财产和操弄村委会选举，强烈要求收回被卖掉的土地、公开村集体财务、举行村委会民主选举和惩处以原村支书薛昌为首的违法村“两委”组员。随即，因为当地政府处理不妥，村民和当地政府的矛盾深入激化，事态恶化失控。在当地政府应对失效时，广东省委成立工作组立即介入，事态才基础得以平息。2021年3月4日，经村民民主选举，产生了以林祖銮为村主任的乌坎村第五届村委会。“乌坎事件”得到初步处理，乌坎村进入村民自治新阶段。
　　然而，在陌生的村民自治道路上，新村委会正面临着多种严峻的挑战。因为土地问题错综复杂，处理起来进程缓慢，村民仍然没有取得现实的利益，村民中开始蔓延对新村委会不信任和不满意的情绪。因为村民利益诉求的分化，造成相关村庄公共议题经常难以达成共识，村委会工作难以有效开展。民主选举后，“权为民所授”的民主理念在村民意识里扎下根基，一些村民开始认同“民选权威”，藐视传统权威，对村干部不再像以前那样尊敬。同时，在村务治理中，出现两个权力中心的冲突，村委会同村党支部之间不时发生冲突，造成村庄治理能力弱化。有村民甚至认为，有威信的坚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不可能经过选举产生，最终有可能会重新回到由各姓氏中德高望重的人组织的路上去”①。
　　后“乌坎事件”时代的村民自治困境
　　或许，乌坎事件有其特殊性，不过民主选举后乌坎村所遭遇的，诸如村“两委”的体制性矛盾、民选村委会因为受制于村庄治理结构和民主治理机制不够健全而造成治理绩效下降、村庄社会结构分化和和之相关联的思想意识的分化，使得村民难以达成共识等问题或困境，在很多其它农村一样出现或存在过，含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代表性。
　　村民自治长久遭遇体制性障碍。村民自治实施以来，在很多农村全部或隐或显地遭遇村“两委”或乡村之间的体制性障碍。实施村民自治以后，民主选举产生了代表村民行使小区自治权的村委会，同时保留代表党行使党的领导权的村党支部。在村民自治制度中，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表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标准；党支部是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落实党对农村基层的领导。从理论上而言，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是有机统一体：村委会在村党支部领导下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村党支部在村委会帮助下实现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的目标。但详细到村民自治实践中，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因为实际权力的不一样常常产生矛盾和冲突，严重影响着村民自治。
　　改革开放后，伴随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农民民主权利意识的觉醒，乡村社会逐步从国家包裹中剥离出来。在中国村民自治制度逐步建立后，在某种程度上，乡村社会成为“相对于国家政权之外的社会空间”②。尽管政治国家和乡村社会出现初步分离，不过因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扩张性和外部“压力型”行政体制等原因，国家行政权力只是实施了“选择性退出”，在必须时则会进行“选择性再介入”。所以，在中国村民自治实践中，国家行政权不时会侵犯村民自治权，造成国家行政权和村民自治权的担心。在目前的政绩考评标准和“压力型体制”下，乡镇政府必需依靠村委会来落实大量行政任务。这必定驱使乡镇政府借助国家行政机构的优势，采取多种经济和人事等控制方法，来强化对村委会的控制。在现有的乡村治理格局之下，“民选的村委会依然仅仅是强大的行政机器上的齿轮，政府仍然是村委会‘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违反规则的裁判员”③。于是，村委会便成为“行政化”机构，失去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