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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论果真是对萧红作品的“经典误读”？百年萧红的寂寞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初，一代才女萧红走完寂寞、孤独的人生之路，病逝于战时香港，年仅３１岁，给中国文坛留下了永远的遗憾。４年以后，当萧红的力作呼兰河传重版时，曾和萧红生命最终阶段同处香港的茅盾为本书写下了一篇长序。序言以作者的切身体验回述了萧红病逝前后的遭际和心境，表示了作家茅盾对另一个作家创作文本的细致解读，表示了她对萧红其人其文独到的感悟和认知。因为“亲历者”的独特身份，加以作家和批评家的双重角色在文坛的深刻影响，茅盾的这篇〈呼兰河传〉序就长久影响学术界，最少在萧红研究中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尤其是序言称呼兰河传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对作品的艺术韵致作了精当的概括，一直乐于为大家引用，说它是“经典”性话语，可能并不过分。
　　然而，半个世纪以后，当以往的“经典”已不再为今天的大家顶礼膜拜，质疑“经典”已成为某种时尚时，茅盾的这篇评论也受到了严峻的责难。文学评论２００４年第４期发表的王科的“寂寞”论：不该再继续的“经典”的误读――以萧红〈呼兰河传〉为个案以下简称王文一文，便是对茅盾〈呼兰河传〉序的尖锐批评。该文将这篇序言评述萧红心境的“寂寞”是一个误读，并对“寂寞”论下了这么的判定：“萧红研究，萧红作品研究，正是所以走入了一个不自觉的误区，萧红的天才和艺术创新，萧红的历史和人生，正是所以被误读和歪曲。”如此危言耸听，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关注。我们认为，不一样学术看法的讨论是正常现象，对“权威”批评家或“经典”性评论也不是不能够批评，问题是必需坚持学术标准而不能仅凭个人好恶，必需是对以往“经典”真正的“纠偏”而不是随心所欲感情用事的“解读”。对王文的基础看法，笔者不能苟同，故提出以下拙见和王科先生商榷，并就正于其它教授和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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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文否定茅盾对呼兰河传评论的一个逻辑起点，即是文章开头指出的：“寂寞的茅盾必定发觉了寂寞的萧红，寂寞的感情必定和小说中的独特美质、艺术气氛产生了共鸣”，于是“寂寞”论就主导了整个作品的评论，它最终成为“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典误读”。这一段话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评论家的独特感受和作品的美质、艺术气氛产生了共鸣，反而是“误读”作品的前提，莫非作者的感受一定要同作品的“气氛”完全脱节才有可能“正读”？这是很奇怪的逻辑。这里实际上包括到评论家和作家对话的前提，也包括对茅盾一个批评视角及其所产生的美学效应的了解，是不能不争辩清楚的。
　　茅盾写这篇评论文字，确实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即以自己的独特感受去感受文学作品，这同她以往重视社会意识、重视理智驱遣评论文学作品是大不相同的。在〈呼兰河传〉序的前半部分她用相当篇幅叙述了写作这篇文章的起因，是产生于一个强烈的感情袭扰。她曾有过失去爱女之痛其女儿亚男因战争年代医疗水平低劣，死于人工流产，这痛使她“欲哭无声，只以为胸口沉甸甸、沉甸甸的，似有一大铅块，久久挤压着我的心”①。她对于萧红，也有如同爱女般的关爱，所以当她提笔要为萧红写些评论文字的时候，心头不自觉地浮上对女儿的感念，原也是极自然的。序文中说，正是女儿和萧红在“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这一点上的相同性，勾起了她的无穷感慨，这才有作者将个人感受投射在评论对象身上的别具一格的叙述，这才有文章中对萧红其人及其作品“寂寞心境”的情真意切的分析。读这段文字，我们感觉到的是作者沉重的心理感受，是作者对于文坛痛失女作家的驱之不去的惋惜之情，尤其能打感人心。而能产生如此效应，恰恰就在于评论家的感受和作家及其小说的“艺术气氛”产生了精神共鸣。
　　评论家和作家的对话能够有多个视角、多个方法，因此能产生不一样效应。但有一点能够肯定：假如一个评论家以对评论对象身世的熟知知人论世，并能用自己的真切心灵去体验作品，同作品的艺术气氛发生了心灵共鸣，从而揭示出作品蕴涵的作者真实情感世界，肯定是篇好的文学评论。茅盾对萧红的评论，也可作如是观。正是因为她对萧红其人有真切的了解，尤其对其生命最终阶段的遭际有刻骨铭心的痛楚和记忆，对其“太早的死和寂寞的死”有没有限的惋惜，这才有评论文字中“寂寞”论的发掘。应该说，用自己的心灵去阅读、品评文学作品，发觉了萧红精神世界中很主要的心理质素和艺术质素，正是茅盾这篇评论长久得以流传并影响学术界的一个主要原因。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这篇评论在茅盾全部的文学评论中也有着特殊的意义。众所周知，茅盾是一位习惯以理性的眼光观察事物，以理性的思维分析问题，以理性的文笔表示看法的评论家，在她的评论写作中，像〈呼兰河传〉序这么将理智和情感紧紧的交融在一起的文字并不多见。假如说，我们批评茅盾的一些评论文章有过重的社会分析、政治分析的色彩，还多少有些道理，现在却有些人偏偏选汉字情并茂的〈呼兰河传〉序作为批评对象，实在叫人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