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遗忘的记忆不该忘却的记忆
内容提要 因为胡适的尤其推荐,一直不登文学作品的独立评论却在1934-1936年刊载了寿生的九篇小说,然而这颇不平常的文学现象,半个世纪以来竟被学界完全遗忘。究其因,一个是30年代的“五四”版小说,一个是30年代仍固守“五四”文学主张的文学提倡者,和30年代文坛格格不入;究其意,在启迪大家更多关注“五四”新文学的精神和生命。
一个来自偏远贵州务川、名不见经传、住在北平的拉丁区、在北大当“偷听生”、名叫申尚贤(1909――1996)的青年,以“寿生”为笔名,竟然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11期共九篇短篇小说。其时为该刊撰稿的多为有一定声望的名流学者,如丁文江、翁文灏、蒋廷黻等,时人谓:“在该刊上发表文章,颇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而二十多岁的寿生能在此刊破例发表如此之多的小说,足见胡适对其小说的推崇。以该刊13000份发行量看,寿生的小说在当初不可谓没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在当初,在“新中国建国以来海内外出版的很多或详或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竟然没有一部提到过寿生”,这彰隐皆不平常的文学现象,确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耐人寻味之谜。
一
有意味的是,寿生和蹇先艾同是贵州遵义入,一样“侨寓”在北京,一样“隐现着乡愁”,一样展示了“‘老远的贵州’”,二人的文学命运却一显一隐,迥然有别。
就内容题材而言,寿生的小说如蹇先艾的一样,“描写的范围是狭小的”,以“濡城”为背景,经过“多个平凡人,部分琐屑事”,展示了上个世纪30年代贵州黔北百姓在军阀混战、兵匪横行等的生存环境下苦苦挣扎而无助的命运。“濡城”是寿生的家乡遵义务川,地处黔川交界,深沟大壑,地瘠民贫,是一个既荒蛮、愚昧又充斥着儒家正统文化观念的奇特之地。如过去,现在,未来写了贵州农民抛尸的陋习,活信・赤子之心、乡民、活信・恶有恶报揭露官、匪对民的残酷压迫;求生的协力写土匪和农民共同于死里求生;黑主宰写父子两代人全部被鸦片所毒害;凭藉写官僚阶层经过乡村封建陋习对农民的盘剥,新秀才、活信・教育家、管束写封建文化流毒对民众的残害;怨声载道写在因袭的愚昧、麻木的民众中,清官难做。寿生的小说演绎了官、兵、匪、民四者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展现出一幅幅地域风味浓郁的乡土经验图谱。
如同蹇先艾的作品一样,寿生小说的专题仍然是反封建。蹇先艾的水葬写出了“乡间习俗的冷酷”。寿生过去,现在,未来写主人公“自愿”用背篮把父亲的尸体丢在“岩底下有一个不知多深的大消坑”里,同去的十二岁儿子竞说:“光丢公下去,把背篮留着,二天我好背爹爹来丢。”水葬中阿Q式的骆毛是“示众的材料”,寿生乡民中“官官”和三位无辜乡民被作为土匪杀头“示众”,路上的“看客”是“笑”、“跳”、“叫”;到了血腥的杀人场面,“看客”则“木偶似的无人色,相互衣角相摩的声响全部没有”。鸦片是当初贵州官、兵、匪外的第四大祸患。蹇先艾的在贵州道上,写轿夫张洪顺因吸食鸦片成了一个人格扭曲、丧失自我的无赖流民。无独有偶,寿生的黑主宰写父亲因吸鸦片丢了性命,立誓报仇的儿子毛宝还是因吸上鸦片,败完家产讨口为生的小说。相同的家乡、一样真实的摹写当然是二人小说专题类同的关键原因,但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二人全部含有强烈的启蒙意识。这种启蒙意识鲜明地表现在“我”和群众之间的“看和被看”的叙述模式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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