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高学府最高学府的胸襟
蔡元培先生主持北京大学的时候,主张“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不但仅开创了大学教育的一代新风,也给这所中国最高学府奠定了教育的理想基调。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最高学府,含有了一个海纳百川的胸襟。
这种胸襟详细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让我们看看当年的钱玄同先生。钱玄同先生是章太炎的弟子,解放前是师范大学教授,在北京大学兼课,讲“中国音韵沿革”。钱先生有口才,头脑清楚,讲书条理清楚,上了一学期终考,考题四道。她发下考卷后,打开书包,坐在讲桌后写她自己的东西。下课,钱先生拿着考卷走进教务室,并空着手出来。钱先生一直不判考卷,学校为此刻一个木戳,上写“及格”二字,收到考卷,盖上木戳,照封面姓名记入学分册。她在北京大学兼课,考卷不看,交和学校。学校退回,钱先生仍是不看,也退回。学校要依法制裁,说如不判考卷,将扣发薪金。钱先生作复,并附现金一包,云:薪金全数奉还,判卷恕不从命。
面对历来不阅卷的钱玄同先生,校方并无良策,也没有继续追究,而是充足尊重了先生的做法,给学生统统记了及格了之。其实,不论校方还是学生,大家全部明白的,能够听了钱先生的课,对于学生来说已经足够,至于考试的卷子和分数,实在不过是微不足道的细枝末节罢了。当然,钱玄同先生更清楚,以她的学养,去做批改卷子的机械工作,实在是对自己的亵渎。
有一位英文老师,是一个外国胖太太,有50多岁,课讲得不坏,发音清朗而语言流利。她讲一会儿总要让学生温习一下,这一段空闲,她坐下,从小皮包里拿出小镜子、粉和胭脂,对着镜子细细涂抹。这是很不合中国习惯的,因为是“老师”,而且在课堂。不过,大家全部若无其事,学校也若无其事。
其实,当初北大的一个主要标准是,只要学有专长,其它一切全部能够凑合的。
至于学生听课的自由程度,更是今天的我们难以了解的现象。当年的学子张中行先生回想听课的情景时说,上课时间不上课,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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