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我的丹麦同事周乐生
周乐生本名为Lars．C．Jorgensen，5年前从丹麦分企业来北京工作。Lars刚来的时候没有汉字名字，部门总监在同事间提议了一个征名活动，为Lars征集汉字姓名。我依据她名字的英文发音，提议叫周乐生，简单好记，寓意也主动。原来只是顺手为之，没想到她很喜爱，从很多选项中定了这一个。
在接下来的日子，周乐生开始认识这个曾经离她很遥远的国度和文化，主动地让自己适应北京的生活：早上去街上跑步，周末带孩子去植物园。很快，她发觉事情和她想象的不一样。没多久，北京的空气就把她从大街上赶到了封闭的健身房，她跟我说：“唔，在北京街头跑步有点像一个移动的吸尘器。”而在丹麦，她是绕着家周围森林里的一个湖跑。北京的人和车之多也超乎她的想象，她带孩子去植物园，在路上开了3个多小时后选择掉头回家，因为一直在让：让其余车、让车旁的老人、让街边摆摊的妇女，让一只横穿马路的狗……最终意识到那样开下去，永远也到不了目标地。
她不大了解为何有的中国家庭为了工作选择两地分居，她自己是拖妻携子来北京的，她以为家庭很主要。北欧没有老人帮着儿女抚养孙辈的传统，所以她的妻子专职在家带孩子。她解释说并不一定全部是女方牺牲事业，而是依据双方的收入、爱好和特定阶段的需求来作决定。在丹麦曾经有段时间是她待在家里，因为妻子比她挣得多。即使有妻子全职照料孩子，在北京她还是坚持接两个儿子放学，而且申请了早7点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同事们全部是早上9点多才到办公室，她是否按时到企业并不会有些人知道，但我的另一位同事说，她因为要赶早班飞机，曾经有两次很早去办公室拿东西，不到7点就看见周乐生已经开始工作了。
企业有一项福利：同事一同旅游，每人每十二个月能够拿1800元的补助。大部分中国同事并不选择集体旅游，而是开一张发票，随便编一个旅游计划，找企业报销这笔钱，然后把钱分掉。周乐生来的第一年不知道个中端倪，当我们随口问她是否一起“旅游”时，她很快乐地答应了，而且一直等着详细的旅行计划。直到以后我们解释给她听，她才意识到：“哦，这是一个going no where outing哪儿也不去的旅行。”她出乎意料地请求我们把她从名单里删除。我们很惊讶地说：“可是这么你就拿不到那笔钱了。”她却比我们更惊讶：“可是我们并没有去旅行，不是吗？”
以后她跟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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