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远郊往事:厦门老美往事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集美和杏林这两地。在厦门岛的居民看来算是远郊。集美是个学村,而杏林则是工业区;前者宁谧,后者喧闹,带给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时光迤逦。人世变迁,厦门实施城镇一体化战略后,大厦门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回想这两地的前尘往事,也弥足珍贵,就像陈年佳酿,日久弥香。
遥远的杏林湾
杏林湾在厦门岛的西北部,我读高中时,曾经两次去杏林参与下厂劳动,分别在纺织厂和糖厂各待了两星期,有些事依稀记得。
1972年,叶段长率领我们去纺织厂,住在一个很大的仓库里,睡地铺,还好是秋末冬初,挤挤是不怕的。我被分在织布车间,三班倒,做的是最苦最累的活儿,就是给织布机“喂”梭子。纺织厂有好多个车间,有些同学分到纺纱车间,算是比很好的,只是那儿飘飞的棉絮较多。而我所在的车间是噪音最大,那一架架密密挨着的织布机,发出连续不停的响声,仿佛几千只上万只的瞎鸟在拼命唱着同一个韵律的歌儿。我们全部戴着白口罩,系着一条白围巾,推着一辆载有一摞摞梭子的手推车,在两旁全部是织布机的过道里,不停地给织布机“喂”梭子,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怎样接线的问题。不过,年轻的纺织女工不消一袋烟的工夫就教会了我。她约莫二十七八岁了,白净,瓜子脸,身段婀娜,穿着一件鸭蛋青的确实良衬衫很好看,给梭子接线的动作很麻利。她自然很喜爱有我这么的一个帮手,我的到来,等于让她降低了给织布机“巡视”的次数。
我上的是中班,也就是下午4点做到晚上12点的班。车间里温度和湿度全部是控制的,为的是预防“断纱”。所以,在里面是一点儿也不以为冷的。不过,那嘈杂是难以忍受的。起初,我还不在意,以为工厂就应该这么,就是要机声隆隆、热气朝天的。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很喜爱声响。第一次跑到离家不是很远的地方看火车,听那火车的轰隆隆的响声就很过瘾。而每逢春节,还得花钱买鞭炮,不就是为了听那噼里啪啦的声响吗?可是,人最怕的就是老是听那单一的声响。那无数个梭子在机器里跑来跑去所发出来的响声,一开始是新鲜,听久了就心腻了,然后由腻生烦。由烦生厌。10点过后,我在过道里就留心起了高挂在墙上的时钟,在那座挂钟的两旁。张贴着“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语录,是那个时代最常见的宣传语。最终捱到下班了,带班的年轻女工掀下口罩,冲我笑着,牙齿像白玉米一样。我原本有些烦躁的心,也安置起来。从车间里出来,外面平静多了,可我以为双耳还是在“恰恰恰”地作响着,耳膜似乎已经录制了织布机的声响。在作回放一样。现在想来。这就像牛儿反刍一样,是要再来“折腾”一遍的。
隔天早晨。听说曾营街离驻地不远,就欣然前往,并四处去溜达了。那时侯,杏林的很多厂房外,还是一派“树林作镶边、田野织彩绸”的乡村景象。在曾营街闲逛时,以为这里和我老家江头街差不多,也就提不起很大的兴致。不过,还是买来了一副象棋,准备靠它来打发多出的时光。当初,没什么节可读的,打扑克,下象棋,自然成了消遣的唯一方法。
就这么,下厂的日子波澜不惊地过下来。听说,厂领导认为我们干活很辛劳,愿意天天补助我们每个人一天五毛钱。不过,这个好意却被我们的叶段长拒绝了。我们算了算,总共有七块钱呢,可顶一个学徒工快要半个月的工资。于是,大家一番的唏嘘感叹,话题自然也就落在叶段长的身上。她教我们物理,四十几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可能这个缘故,她带我们下乡下厂也就下得勤。前次去和金门隔海相望的黄厝大队参与劳动,干了一会儿,叶段长满头是汗,就脱下外衣,露出了让我们惊诧不已的小挂件——假领!这仿佛炮兵的垫肩,搁在其它人身上还好,搁在一向严厉的叶老师身上,就让我们忍俊不禁了。我们赶快推上翻斗车去倾泻欢乐。听说,叶段长生活很节俭,但资助亲戚好友则很大方。睡地铺时,叶段长总是睡在门边,晚上十点半一到,她就吆喝着我们睡觉。她满身正气,威信很高。
翌年,我们第二次去杏林湾,进的是糖厂,该厂工人男性居多。在各路人马来杏林湾建厂之初,听说为了处理各厂性别相对集中、婚配存在问题这一矛盾,各厂之间还搞了协调联谊等工作。于是,糖厂的男工找纺织厂的女工,也就顺理成章了。我们来糖厂之际,厂里已经停榨多时,正处于机械静养保修期。没能看到榨糖时的喧闹景象,我们全部很扫兴。不过,厂方还是向我们介绍了整个榨糖的工艺步骤。从整车整车的甘蔗,被大吊车吊进一个很大的榨盘里,一直到逐步形成砂糖在输送带上游走,我们是边听介绍边看设备地走了一圈,算是有了个怎么“由甘蔗变成糖”的初步轮廓。这其实也是一次很好的“化工”教育。
接下来,我们的详细任务就是“去锈”,也就是在这些榨糖设备上敲敲打打,搓搓擦擦。厂方发给我们口罩、手套、铁锤、锉子、砂纸。每四人为一小组,跟一个带班师傅。干这种活根本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师傅也就任由我们捣鼓。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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