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好莱坞类型电影特点类型电影：商业和政治.docx

好莱坞类型电影特点类型电影：商业和政治
一 　　所谓“类型片”或“类型电影”,根据路易斯・贾内梯的说法,“是一个集中和组织小说素材的合适方法”。1这种方法因为重视一些已被证实深受观众喜爱的叙事元素、结构模式的重复利用,因此更多地见于商业电影生产。或说,“类型”或“类型片”往往跟电影的商业化联络在一起,正如“作者”电影往往被认为是“非商业”甚至“反商业”电影一样。
　　20世纪20年代起,中国电影就开始了“类型”的建构。翻开中国电影史,我们不难发觉,在20―40年代之间,不但有大量的多种类型影片问世,而且开展过数次含有一定规模的针对特定类型影片的讨论,如有关神怪片的讨论、有关古装(历史)片的讨论、有关武侠片的讨论、有关喜剧(滑稽)片的讨论、有关伦理片的讨论,等等。这些讨论不管对被讨论的详细对象持何种态度,全部清楚地表示了电影理论、批评界对电影“类型”特征及其性质、功效的一定程度的了解和认识。2
　　实际上,电影即是被作为一个商业谋利的方法引进中国的――最初来中国放映电影的外国人其最大的目标全部是为了盈利;中国电影生产从一开始也是充足商业化的――不但由商人及其商业企业进行纯粹的商业运行,而且重视对好莱坞电影生产模式的借鉴,并经过和当初最含有商业效应的鸳鸯蝴蝶派文人的合作建立了中国电影的叙事传统,即最含有票房价值的“类型叙事”――20世纪20年代,借助于好莱坞经验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现有形态,中国电影的类型片生产已经很成熟,发明了多种类型片,如武侠片、历史片、喜剧片、侦破片、爱情片、歌唱片、伦理片等等,这种类型片生产一直延续到40年代末,包含期间的左翼电影,即使内容和以往的鸳鸯蝴蝶派电影截然不一样,但大多数影片形式上依然延续了“类型化”的叙事,依然属于类型电影范围。当初的左翼电影工作者(包含创作人员和评论家)对采取类型片形式也基础上没有异议。实际上,“左翼电影”之因此能够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影坛占据主要地位、产生巨大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类型”叙事的利用:当初产生巨大轰动效应的左翼影片如渔光曲、压岁钱、马路天使等无不是类型电影的代表作品。
　　应该说,中国类型电影创作一开始既是商业化的,同时也是“去政治化”的:当初“明星”、“大中华百合”等商业电影企业选择和鸳鸯蝴蝶派文人而不是和新文学作家合作,显然是因为前者含有更大的商业效应,以后者则带有更强的政治色彩。相反,当初重视思想启蒙并很快从文学革命走向革命文学的新文学阵营则因为反感电影的商业化倾向而对电影企业及其影片创作不屑一顾。但这种“去政治化”情况在30年代以后的左翼电影中发生了改变,尽管在商业电影经营者眼里“社会革命”、“阶级斗争”只是一个新的“卖点”,然而这些被商业运作的类型电影毕竟全部“政治化”了。
　　令人迷惑的是,在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电影发展中,类型片创作曾经在反商业化的“十七年时期”(1949―1966)出现过并取得了空前的繁荣,而在20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重走商业化道路以后却反而没有复兴――考察新中国类型电影创作的这种反常表现,分析其深层原因,或许能够发觉类型电影的部分独特征质和特殊机制,和中国当下电影创作、生产所存在的问题,从而现有助于有利于类型电影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电影的创作和生产实践。
　　二
　　因为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变,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业经历了从民营私有制到国营公有化的转型。不但如此,电影的企业化性质也被改变了。原来,根据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袁牧之的构想,新中国电影依然要走企业化、市场化或商业化道路,当然这种“企业”是国营的。她很明确地提出,要在国家对应政策的扶持下,经过对电影市场的争夺和占领,建立国营电影企业在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实现国营电影企业的经济独立。3实际上,在1949―1951年袁牧之任电影局局长久间,新中国电影确曾基础实现了企业化管理的目标,以致“在解放后短短的三年里,电影生产的数量就恢复到了靠近临解放前的水平,并改变了电影市场基础被英美等西方国家影片占领的情况,新电影从劣势转变为优势。同时,电影观众的数量增加了近十倍,达成了亿人次,发行收入也增加了七倍多。到1952年,电影业已在全国11个有利润上交的行业中排行第六位。电影不但成为最有利的宣传手段之一,也开始为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4然而,袁牧之上述相关新中国电影的企业化或商业化构想和实践显然同国家当初的政治、经济体制不相吻合,她为此受到了批评,并很快被调离了电影界的领导岗位。而伴随袁牧之的离任,新中国电影也就正式离别了市场和商业。
　　除了体制的要求,新中国对电影的商业化或商业电影的反感和拒斥无疑还有更为微妙和深刻的体制之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
　　众所周知,50年代早期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很显著的反对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