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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宋联蒙灭金决策的形成 
一、金都南迁初期宋朝的反应 
南宋嘉定七年(1214)七月，金都南迁至汴梁，随着金都的南迁，
蒙古势力也日益向南逼进。南宋人在对金竟然以北宋旧都为都城标表
示极大愤怒的同时，一方面担心金都南迁将给南宋造成诸多麻烦，另
一方面，又担心新兴的蒙古会给南宋以更大的威胁。权工部侍郎徐应
龙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
虑。”，真德秀也明确指出，如果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则疆场相望，
便为邻国，固非我之利也。”不过，新兴蒙古政权固然可虑，但距离
毕竟还远，此时南宋政府面对的更为直接和现实的问题是：在金为蒙
古攻迫的新形势下，如何处理与金的关系。 
自嘉定四年(1211)金都被蒙古军包围，宋、金使节不通，南宋岁
币便未能输金。金迁都前后，曾两次向南宋督索积年岁币。真德秀等
人要求断绝同金的不平等关系，将输金岁币用于加强国防，振奋民气。
如果“彼求我与，一切如初”，对于亡在旦夕的金朝仍然“奉之唯谨”，
这无异于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必将被新兴强敌所轻视。更有
人认为“岁币之数，不为不厚，足以募勇敢，足以旌战功。自今以往，
边防于此取办，国威由此复振。” 
以乔行简为代表的另一部分人，则提出了相反的意见，认为“强
鞑渐兴，其势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仇也，今吾之蔽也，故人唇亡齿
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谴使予币，可使为吾捍御”。
程珌也认为：金虽内乱，灾害不断，外受蒙古攻迫，但国未大乱，上
下严密，虚实难测，不可视为垂尽之敌。 
南宋争论双方的基本点是一致的，即都承认蒙古对宋的潜在威胁。
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采何种策略于宋有利。要求断交绝币者的主要观
点是：金人衰微，已不足以抵御蒙古的进攻，其亡必然，如果再遣使
予币，将为新兴强敌所轻视，所以，应当将岁币用于加强国防，增强
自身的实力，以应付时局的变化。而主张遣使予币者的观点是：助金
以为抵御蒙古的屏障，于宋有利。 
当时的蒙古，由于西征南侵东讨的节节胜利，军事力量空前高涨，
尽管当时南宋朝野都非常明白如果金朝能够多支撑些时间，于宋自然
是有利的，如真德秀也认为：如果金能多存在一些日子，南宋可乘时
修备，这是求之不得的，但以他为代表的这部分南宋大臣同时也认为
金的国势已危如累卵，无能力支撑下去了，“彼方奔窜不暇，何捍御
之足言？”认为想靠金作屏蔽以图安全，无异于“以朽壤为垣而望其
能障盗贼也”。事实证明：真德秀等人错误地判断了局势，夸大了金
朝内外危机的程度，低估了金的力量。事实上，金南迁以后仍维持了
二十年之久。因此，宋如助金抗蒙，金可能维持更长的时间，于宋应
是有利的，但金南迁以后的对宋政策，则使宋金和解，联盟抗金的可
能化为泡影，也使南宋政权内部主张扶金屏宋的观点遭受严重的挫折。 
当时的南宋权相史弥远支持“扶金以为屏障的主张，认为“(乔)
行简之虑甚深，欲予币”。但当时“朝绅三学主真(德秀)议甚多”，最
后只得采纳了程珌、汪纲削减岁币如隆兴之数的建议，于金迁都的第
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焴、侯忠信赴金贺长春节，向金
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的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
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干
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 
二、七年伐宋 
到了嘉定十年(1217)，由于成吉思汗“策金不能国”，授木华黎以
经略汉地之权，继续攻金，而自己率主力发动了第一次西征。金人便
“乘蒙古退师之后，肆冲突以示余勇”。于当年四月在西起大散关，
东到淮河流域这一漫长的宋、金分界线上从多处对南宋展开了全面进
攻。 
金的这次大举南掠，表面上虽然声称是南宋断绝岁币所致，实际
上是想把失之于蒙古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得到补偿，即扩张领土，掠
夺财物。史载金南迁以后，“地势日蹙，遂有南窥淮汉之谋”，“贞佑
(1213‐1217)以后，主兵者不能外御大敌，而取偿于宋，故频岁南伐。”
早在金都南迁的第二年(1215)，金贪淮南之地的意图就已昭露。当时
有王世安献取南宋楚州之策，金廷即授以安抚使，并遣官随同入淮南，
进行颠覆活动。金相术虎高琪在伐宋之请中曾毫不掩饰的明言南伐的
目的是“广疆土”。《》也明确指出金大举南掠乃是“贪
其淮南之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