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革命爱情_革命和爱情的“合谋”革命爱情_革命和爱情的“合谋”
摘要“革命+爱情”的模式是“十七年”文学的金科玉律,有些人将此模式称为“光赤式的陷阱”,认为它是把革命神化、把爱情贬低为小资的游戏。我认为这是一个武断的结论,青春之歌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面例证。青春之歌也是有关“爱情和革命”的文本,显性文本中,它演奏的是革命的主旋律,在隐形文本中,作者以内视角的视域,书写的是爱情的华尔兹。完整地解读之,青春之歌既礼赞了青春,又歌颂了革命;不是爱情和革命的搏杀,而是二者之间罕见的一次的成功“合谋”。
关键词双重视角;显性文本;隐形文本;革命;爱情
一、青春之歌――双重视角的叙事模式
“十七年”是一个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部不停发生改变的转型期。在此期间,文学的创作全部或多或少受到某种既定的、要求一致的文艺标准的限制,展现出程式化的不良倾向。“十七年”文学多出自男性作家笔下,女性作家相对较少。因为叙述者的视点差异,男性作家多是权威的、男性的、革命的、政治的视角,她们不仅对政治作了图解,而且涌动男权思想的暗流。
视点又称为视角,托多罗夫指出,视点是“组成小说环境的多种事实历来不是‘以她们本身’出现,而总是依据某种眼光、某个观察点展现在我们面前。……视点问题含有头等主要性确是事实,在文学方面,我们要研究的历来不是原始的事实或事件,而是以某种方法被描写出来的事实或事件。从两个不一样的视点观察同一事实就会写出两种不一样的事实。”
影响视点的原因林林总总,叙述者的性别意识是最主要的一个方面。男性的视角不是男性作家的专利,它是指一个叙事的效果,女作家的部分作品中也有展现出男性视点叙事的文本特征,如杨沫等女作家的作品就含有男性叙事的一些特征。
杨沫的青春之歌在男性的政治话语的掩护下,依然能表示了女性的主体性,保持了部分情感的书写,实属罕见。它突破通常作品的窠臼,利用了双重的视角,使之在“十七年”文学中卓尔不群。它的显性文本采取了符合既定模式男性的、政治的叙事,历史地展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无产阶级战士的成长之路。隐性文本是女性的、个体的视角,叙述了一个女人孜孜不倦地寻觅美满爱情的追索之途。经过文本的双重解读,我们不难发觉,青春之歌既书写了革命的专题,又表示了对情爱的诉求,是林道静爱情追求和革命事业的双赢的历史展现。在“十七年”文学中,它借用了“革命+爱情”的模式,但没有使爱情和革命对立,而是一次爱情和革命的成功“合谋”。
二、青春之歌――情爱女人的追寻之途
细读作品,能够看出,在宏大叙述模式之下,隐形文本其实是一部有关女性追求爱情的青春言情小说。小说经过主人公林道静和她所拒绝、所委身、所爱恋、所追随的男性之间的小说,表示女性对于爱情的上下求索的曲折过程和九死不悔的执着精神。整部作品全部是在叙述林道静的逃离和追索,表示了一个女人对爱情的宗教式的虔诚,和终得美好情爱的归宿,从这个意义上,青春之歌是一个女人的爱情史诗。
17岁的林道静被后母逼嫁给胡梦安后,林道静开始了逃离之路;林道静逃离了胡梦安的魔掌,但无法逃离小学校长余敬堂之手;余敬堂设计将之送给她人做姨太太;无处逃离的林道静自戕生命跳海自杀,被北大才子余永泽救起。浪漫爱情的诱惑、生存的困境,促成了林道静和余永泽的结合。细浪沙滩,斜阳余晖,相伴吟诗,海水沾衣,一对青春少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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