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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式“裸捐”难以复制巴菲特裸捐

　　中国的富豪们实现自我的方法很原始――只求现世的风光无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她们不信来世,除了自己的子孙。　　今年6月,巴菲特和盖茨决定掀起一场运动――号召美国403位亿万富翁将财产捐出二分之一,而巴菲特自己却承诺把99%的财富捐赠给比尔梅林达基金和其它慈善机构,近乎“裸捐”。
　　至今,巴菲特、盖茨和她的妻子梅林达已经和美国最富有者中的70多位交谈过,约占总数的20%。两个月过去,便有40名富豪签约参与这一活动。
　　这并非道德绑架!巴菲特说,她们还没有联络很多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富人,有些人联络不上,但她不愿意指出哪些富翁拒绝参加,“我不会提任何详细姓名。你知道,我们没有放弃她们。每个圣人全部有过去,每个罪人全部有未来。”
　　初战告捷以后,巴菲特和盖茨决定在胸怀祖国的同时,放眼世界。
　　可能是看到中国富豪增加速度位列世界之冠,且常常沉湎于奢侈品消费,对社会公益慈善无比吝啬,她们便决定于今年9月来华劝捐。巴菲特表示:“我们期望其它国家也能兴起这种活动,假如她们以为我们的想法不错,并付诸于实践,我们会很兴奋的。”
　　笔者劝她们别快乐得太早。
　　首先,她们要找到中国富豪就很困难,哪怕常常公布富豪榜的胡润能提供部分帮助。这首先是因为制度环境的不完善,富豪们全部因为各类担心必需低调;当然还有一批靠权力寻租成为巨富的人,一旦暴露就有可能直接被反腐机构盯上,还没献爱心呢,优秀局子了。
　　即使两位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找到了潜伏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正当富豪,也会遭遇以下挑战:一是受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所限,多数企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富豪的资金现在关键需要用于企业的发展壮大,经过技术管理渠道升级获取利润,进而塑造跨国品牌――做好企业显然要比做好事迫切。
　　其次,因为中国文化的先天缺失,在全社会价值迷失、道德滑坡、急功近利思潮的催化下,富豪们实现自我的方法很原始――只求现世的风光无限,哪管死后洪水滔天――她们不信来世,除了自己的子孙――哪怕只会败家。
　　还有一个是慈善制度本身的挑战。因为中国身处猛烈转型期,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真正确立,和之配套的社会捐赠法规一直未获根本完善。比如在中国做慈善首先需要找组织挂靠,在行政的呵护下社会中介即使有所发育,也仅仅2021多家,和美国100万多家实有天壤之别。
　　相关的慈善运作管理相对滞后,富豪们关心的减税等政策不但要求相对模糊,实施起来更是关山重重,而对于股票等新型捐赠更是缺乏明确的专门法条,习惯现金和支票的相关部门对此往往一头雾水。去年,唐骏便克隆盖茨模式帮助福建首富陈发树捐股跃居中国首善,一年后便身陷诈捐漩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