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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镜鉴
　　中亚国家现行的政商关系,既是改革的结果,又影响着进一步的制度变革,表现出极大的差别。从政商关系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发展的影响看,哈、乌两国的政商关系至少对无效的制度均衡发挥了部分影响
　　2000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的壮举,使西域成为最早与中国进行大规模文化交流的地理单元区。如今,这片土地上诞生的中亚诸国,在经济转型领域再次与中国成为互相借鉴的对象,尤其是在政商关系领域。
　　事实上,所有的后苏联国家都将改变政商关系作为了改革目标,伴随着经济转型,其演化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转型初期和不存在大规模私有商业部门的国家里,主要是控制各类资产的不同官僚集团间的关系;在转型的后期,政商关系模式反过来也会影响经济和政治的转型。
　　
　　哈萨克:再国有化产生新寻租源
　　
　　哈萨克斯坦的政商关系同样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在2003～2004年以后日渐突出。哈国在这段时间完成了自由化改革,并取消了政府对经济的绝大多数的控制。其私有化和解除管制的内容甚至比独联体其他国家更加广泛
,已经扩展到银行体系、能源设施和住房领域。
　　就正式制度看,哈萨克斯坦改变了苏联式的等级管理,政府在经济中的地位受到了限制,而且提供了有利于外国投资的条件,成功地吸引了外国直接投资。在这一点上,哈萨克在后苏联范围内,尤其是大国当中是比较独特的。从俄罗斯到乌克兰,现行的政商关系模式差异很大,非正式的权力分配也不相同。哈萨克实际上建立了一种结合了不同政商关系模式的制度。
　　尽管私有化和自由化成效巨大,却产生了大量享有特权的商业集团。它们大多被银行所控制,与政府有着强大联系,甚至与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家族过从甚密。由于总统权力异常集中,大商业集团对政府的依赖比俄罗斯和乌克兰更为严重。
　　在该国历史上,总有中央和地方的官员试图重写游戏规则。不过,直到本世纪初期,外国公司对政府政治的影响仍然巨大。
　　在转型初期对坏制度的需求方面,该国政治精英与商业特权集团的关系与其他后苏联国家毫无二致,在转型后期商业集团完成财富积累并着手国际扩张时,也没有明显的变化。同俄罗斯和乌克兰一样,哈政府和商界之间经历了很多摩擦
,但没有迹象表明商界要像乌克兰那样决心改变影响政治的渠道。
　　在跨国公司的行为中既有消极的趋同又有积极的寻租,因而对改革的影响并不明朗。哈国政商关系模式同其他后苏联国家相比,一个明显不同之处在于跨国公司的强大地位,这至少是一个正面因素。但跨国公司的地位仍不明朗,它们以自身独特的程式化方式来游说。
　　当转型初期的赢家妨碍进一步改革时,人们有可能将制度不协调成本和“转型陷阱”的现象联系起来。事实是,任何从另一个经济体中移植过来的制度,在转型初期总是不完善的。缺陷需要在试验和纠错中慢慢克服,制度陷阱是对早先采用的制度作进一步调整时遇到的第一个障碍。
　　转型初期的赢家不仅利用了新的制度安排(例如20世纪90年代广泛存在于后苏联国家的金融金字塔集团,它们通常消失得也很快),也从非正式的身份(如与公职相联系)中获得了机会来利用这些漏洞。新的正式规则和旧的非正式的权力的结合提供了获取好处的便利条件。正式和非正式规则的差异越大,正式制度被滥用的威胁也就越高。
　　然而近年来,这两种模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