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悲惨毁灭的结
局模式和中国和解团圆的结局模式，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二者本质性的不同,并探讨造成中西方悲剧不同结局的重要原因，
指出文化因素对中西方悲剧结局有着重大的影响,从而呈现出不同的审美特色.
而在中国古代的戏剧理论中，并无“悲剧”一词，仅以“苦情
戏”来表述之，于是中国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就成为国内众
多学者争议的重点。其实，这种争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悲剧大
团圆式的结局模式造成的,对于哲学中保有“天人合一"思想的
中国，更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但是对于西方的悲剧而言，
则更多的是以不幸作为最终的结局，这和西方偏重于形而上的
本体追问和求真的痛苦是有关联的,从而表现出人类与之抗争
的奋斗精神
,悲惨的结局有着悲剧的必然性，可这不代表大团圆的
结局就一定是快乐祥和的喜剧，也不代表不幸的结局就一定是
痛彻心扉的悲惨命运。恰恰相反,大团圆也可以是一种命运的捉
弄，不幸也可以是另一种幸福的开始。
一、悲惨毁灭———西方悲剧经典结局模式
对于文学也好，电影也罢，一个没有结局的艺术作品是不完
整的，虽能引发观者开放性的思考,但总给人一种难以言表的莫
名感受。换言之,干净利落、寓意深刻的结局往往能形成强烈的
冲击力,突显主题，让观者产生意犹未尽的回味和思索。
西方古典悲剧就抓住了观者对结局特别在意的心理效应，
制造出主人公悲惨的遭遇甚至是毁灭性的打击来刺激观者对作
品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亚里士多德认为:“完美的布局应有
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双重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
顺境，而相反，应由顺境转入逆境.”正是西方古典悲剧惨痛结局
的真实写照。
《哈姆雷特》就是一典型案例。哈姆雷特最终是以悲壮的死
亡而告终，,人文
主义精神是通过一场毁灭性的斗争来得到升华的，从而彰显出
人不可战胜的一面，让观者相信: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艺术作
品，有着高贵的理性、无穷的力量、端庄的仪表、出色的行动，凌
驾于万物之上的神灵，犹如主人公一样，神圣而不可侵犯。
类似的例子举不胜数,同样是用生命完结来证明斗争的
西方戏剧之悲剧， 在其概念和观念上， 既有一定共性， 又存在着较大个性差异.
对于亚里斯多德的“摹仿”理论, 中国戏剧似乎也有“摹仿”， 但“摹仿"与亚氏的“摹仿”比较起来, 中国更有自己的特点： 主人公虽遭不幸与苦难, 但更强调苦乐相间， 苦尽甘来;悲剧情势从顺境转入境， 最后还得从逆境转入顺境， 所谓一波三折, 终于“团圆";由悲剧引起的情感， 不仅有怜悯, 还有快意， 不太强调恐惧。
二、悲剧人物的伟大与渺小
悲剧的主人公问题, 一向被认为是一个深刻的美学问题。悲剧是一种正面表现作者美的观念， 尤其是表现社会美、性格美观念的艺术样式, 悲剧主人公的形象也往往集中地反映了艺术家的审美理想, 直接现了他们的正面典型人物的观念。在这一点上， 中西方又是不同的。
西方认为悲剧人物（ 主人公) 应是名门望族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就是“上流人物”, 普通人不能成为剧中悲剧人物。亚里斯多德的《诗学》反复强调： “悲剧都取材于为数不多的少数家族的故事。”为数不多的少数家族就是贵族或望族或要人。而对于构成的悲剧行为, 英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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