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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适用之目的解释方法探析
刑法适用之目的解释方法探析
　　摘要：“许霆案”被称为我国刑事司法进程中经典案例，其引发的百家争鸣般的全民大讨论也实属罕见。许霆案虽然至今已经尘埃落定，但这个案件背后所反映出目的解释方法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遭遇忽视甚至被搁置这一现状令人担忧。法官在适用刑法审理案件过程中，不仅应当重视目的解释方法的运用，而且应该在坚持主观解释论的原则的基础之上严格适用目的解释方法，以推进刑事司法法治化的进程。
　　关键词：目的解释，刑法适用，主观说，客观说，法治
　　许霆案从一开始吵得沸沸扬扬到最终尘埃落定，吸引了众多的学者甚至平民大众的关注与讨论，前期主要是一些建设性的司法建议，而后期则集中于对刑事司法的反思，笔者认为后者的意义更为深远与重要。有学者通过许霆案透视到我国的众多司法解释犹如一副戴在司法人员脚上的脚镣，使得司法人员的办案犹如“戴着脚镣跳舞”，而无法自由伸展自己的舞姿，并造成办案人员对上级司法机关和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1]笔者认为，当前司法人员办案确如
“执镣而舞”，然而这脚镣却并非来自司法解释等规定，而是来自司法人员本身，他们只看到了法律文本，却忽视了甚至不敢探究文本背后的立法目的，这种“战战兢兢”或“谨慎而浅显”地固守法律文本的字面意思的司法方法，才是影响司法人员在审判过程中“规范舞蹈”的真正脚镣之所在。因此，本文将以许霆案为例，着力阐释目的解释方法在我国司法适用过程中的必要性，在对各种刑法适用过程中的目的解释方法的质疑进行驳析的同时，针对我国刑法理论中的四种争议提出本人关于刑法适用中目的解释方法的立场选择的观点。
　　一， 刑法适用之目的解释方法的涵义及渊源
　　（一）涵义
　　刑法中的目的解释，是指根据刑法立法之目的阐明刑法规定之含义的方法。[2]也有学者认为刑法中的目的解释指根据刑法规范所要保护法益的目的或实现的宗旨而作出的解释。[3]笔者认为，这两种概括其实大同小异，或者说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刑法的目的

[6]由此可见，进行刑法解释时，必须考虑刑法是为了实现何种目的，并必须进行适合其目的的解释。
　　二，目的解释方法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适用
　　目的解释方法在中国的刑法理论中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例如有学者认为目的解释方法仅作为刑法解释的辅助方法。[7] 还有学者对目的解释方法在中国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提出了根本性的质疑，如“目的解释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法律的目的通常不是唯一的，非但如此，各目的之间还常有冲突，这是因为人类需求是多样的，矛盾的。”[8]此外，还担心“如果要求法官在解释法律时，不是以法律规定为准，而是以立法者立法当时的意思为准，容易导致法官滥用司法权。”[9]笔者认为，目的解释方法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受到太久的遗忘，随着我国刑事司法进程的发展，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方法在刑法适用中的重要性与可行性。
　　第一， 目的解释应当在诸多解释方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在通常情况下，目的解释方法确实往往在穷尽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之后考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地位仅限于
“辅助方法”，相反，不管解释的方法有多少种，目的解释方法应该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为目的是所有法律规范与每条法律规则产生的根据与源泉，其他的解释方法都应受目的解释的规制与约束。
　　以许霆案为例，法院将之定性为“盗窃金融机构”，其实正是反映了司法机关仅仅将目光聚焦于法律文本，而无视立法原意甚至立法目的。正如赵秉志教授的分析，“从立法原意来看，97刑法典264条之所以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作为可以适用死刑的加重情形之一，主要是为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从这一立法原意出发，应当对作为盗窃罪加重情形的‘盗窃金融机构’作出严格的限制解释，而不应将ATM机解释成金融机构，也不宜把盗窃ATM机中的资金解释成‘盗窃金融机构’”。[10]由此，很多观点试图从文字含义或者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分析论证可以将ATM机认定为“盗窃金融机构”，表面上似乎合乎语法与实际情况，但根本上却违反了刑法的立法目的，违背了刑法保护法益、实现正义的宗旨。
　　重视目的解释的决定性的作用，才能避免在司法过程中走上南辕北辙之迷途。
　　第二， 刑法的立法目的可以确定，并应该由适用者加以探究与确定。
　　前文所述的担心“法律的目的不是唯一的，各目的之间还常有冲突”其实混淆了法律的目的与适用者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刑法的目的具有唯一性。因为立法目的反映了立法的原因，立法者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并规定具体的犯罪构成，必然出于某种特定的目的，如为了保护某种法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