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纠纷的快速解决机制问题探讨.doc刑事纠纷的快速解决机制问题探讨
一、引言
自十九世纪美国诉交易兴起至今,已成为其司法实 务重度依赖的刑事纠纷解决制度之一,与实务界的积极反应 不同,理论界伊始便展开了针对辩诉交易的批判。但这并未 影响该制度的吸引力,穿越整个太平洋后,近二十年来我国 刑事诉讼领域就辩诉交易本土化进行了广泛地论证。本文认 为目前的讨论重点不应再围绕辩诉交易这一具体制度是否 适合我国司法制度而展开,而应通过分析美国辩诉交易的内 核,以及部分大陆法系国家辩诉交易的实践,提取其中的精 华即对刑事纠纷快速解决制度的需求,以我国新刑事诉讼法 关于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的规定为基础,进而探 索我国刑事纠纷快速解决制度的规范化路径。
二、美国辩诉交易的困境
(一)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内部关系冲突之解构
(plea bargaining)源起于国家本位主义观念下,一元 政治国家社会结构向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分野社会结 构的转变。在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的倡导下,被告人逐渐迎
来了黄金时期(被告人的权利基本确立,部分被宪法化), 例如美国先后确定沉默权的合法化,完善无罪推定原则;律 师帮助权得到宪法公认等,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排除合理怀疑 的证据证明标准。但随着社会资本化程度加深,社会教育、 矫治等非刑罚手段出现功能障碍,使得刑法多直接面对破坏 社会秩序的行为。在犯罪率激增的压力下,已经发展建立起 来的被告人权利无法逆流收缩,辩诉交易制度的出现,便是 寻求替代传统刑事纠纷解决方式的途径。申言之,为了满足 当代社会刑事政策的需要,在不颠覆原有人权保障制度(刑 事证据制度和审判制度)的基础下执行的刑事纠纷快速解决 机制。辩诉交易是一种交易权利,那么交易主体是否拥有这 一权利?当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标准就是各方程序 参与主体行使权利的充分性,以此为判断基点,这与奉行个 人主义处分原则的当事人主义完美契合,正如德国学者赫尔 曼指出:有罪答辩和辩诉交易均扎根于个人自由和独立的观 念。
交易主体拥有交易的权利后,是否能够获得自身所 需?在这一层面讲,辩诉交易更似一种妥协,这是由双方或 多方博弈产生的,并非不愿获利,而是每一次选择都要付出 一定代价推动下一轮谈判,最终选取一个对双方都最不坏的 结果。依此辩诉交易符合法正义论的要求,但这是一种有限 正义,一部分人愿意用有罪答辩做出让步节省诉讼费用,对
于检察官而言,对方得到的预期惩罚虽有缩水,但仍能起到 威慑犯罪的程度,而节省的经费可以用于指控那些更顽固的 被告人。除了正义的固有含义即法律价值本身以外,最受实 务界认可的效率价值即正义的第二种含义将在下文论述。
美国联邦刑事诉讼规则第11条(e) ( 3)、(4)规定 法官只能对检察官与辩护人方面所提出的交易作出是否接 受的裁决,而不得改变交易内容。只有第一款的三种情况下 法官才有是否接受交易的权限③。辩诉交易最受诟病之处便 在于其对传统刑事法律(以审判为中心)的破坏性。具体而 言,对被告人不经审判便定罪将直接违反刑事程序法中最为 核心的部分(审判保障),辩诉交易一旦成为主导形式,最 为直接的后果便是检察官攫取了法官的部分职能。如是,辩 诉交易所体现的第一个法律价值即保障证据制度与审判制 度便荡然无存,仅仅是安慰性地避免直面证据与审判制度的 崩溃而采用的非对抗性程序④。针对上文提出的以自由交易 意志为根基的第一种正义价值也受到非难。美国学者约翰郎 本教授认为辩诉交易同中世纪的刑讯带来了相同的道德困 境。诚然,辩诉交易直接摧毁的审判功能是要求法庭截断证 据事实是否能对推断之有罪证明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但 有两种情形是必须要予以区分的:其一,对无辜者而言,刑
讯的信号很明显的,即要么招供,要么继续受苦,而辩诉交 易对于无辜者而言最强烈也只能够达到害怕被诬陷的程度。 其二,对于有罪的人来说,刑讯与辩诉交易的确只存在量上 而非质的差别,刑讯急促而痛苦,难以招架,而辩诉交易则 以顶格刑罚进行威胁,就一般人而言,与国家权力机关实力 悬殊,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并非能换来理想的结果。这一点用 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可以很好地进行诠释。如此一来,美国 辩诉交易所依仗的前两种法律价值均受到质疑,而作为正义 第二种含义的效率价值将在下文的经济价值中论述。
(二)美国辩诉交易制度外部关系冲突之解构
在上文的论述中,辩诉交易主要受到两个方面的批 评:(1)否定了被告的审判程序保护权,侵蚀了有利于被告人 的证据证明标准;(2)原本处于平等地位的辩诉双方可能因 威胁感作出错误(指更有利于自身而非绝对的公正)地有罪 答辩。但以上两点对经济学家均不具有任何说服力,而司法 实务界恰恰遵循了经济学的行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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