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效应.doc

栏目组邀请了时评家郭松民对阵在汶川地震中一“跑”成名的范美忠老师。在辩论的过程中, 什么会出现非主观故意的假新闻呢? 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中有很精辟的解释: ‘’电视的形象性常常给人比文字报道更真实的感觉,但是也不要忽略,‘招摇过市’的摄像机常常没有‘不忍声色’的文字记者更能看到事物的原本面目, 因为电视摄像机前的人们当意识到镜头正对准他们时, 有可能夸大或隐瞒些什么。”这种现象,就是新闻采访中的“霍桑效应”。“霍桑效应”几乎存在于一切社会领域。只要是由’‘受到注意”引起的异常反应,都属于这一效应。在采访活动中, 采访对象由于受到记者的”注意”,“霍桑效应”就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般来说, 当采访对象面对采访( 特别是面对记者的话筒时), 会考虑许多。比如: 考虑自己的普通话是否标准,能否让人们听明白,于是更多注重语言的表达而忽略了自己在讲什么。面对话筒, 一些采访对象还会考虑到自己的责任, 担心一旦回答不慎, 授人以柄, 使自己处于不利的地步, 特别是面对一些敏感话题的采访, 往往会隐瞒真实的想法或者观点, 有的甚至拒绝采访。还有的采访对象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 较多的考虑个人形象的展示, 出于这些动机,他们有的不自觉地隐瞒真相、夸大其词,有的因为考虑太多,面对话筒紧张恐惧、张口结舌,不知所云等等。霍桑效应即被访效应, 对新闻采访和传播效果的影响是潜在的和广泛的, 新闻人应该充分重视它的负面作用。电视情感节目本来就涉及人心理最敏感的情感神经, 不管是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还是围观的群众,都很容易受到影响,引起非正常激动的情绪,提供不完全、夸大、失真的材料。很多感情和家庭的纠纷,在没有接受记者拍摄时,可能处于矛盾的发展期,但一旦媒体介入, 就可能导致双方矛盾升级, 达到矛盾的高潮。当事人为了争夺自身利益, 博取旁人的同情或者掩盖丑陋的思想,可能夸大或隐瞒他人的行为,放大自身所受伤害,造成新闻失实。“霍桑效应”是采访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现象,在使用纪实拍摄的过程中更要加以警惕。节目组要多方求证, 制造合适的采访气氛, 当新闻事件涉及两个以上人物时, 要注意运用新闻的平衡原则, 减小“霍桑效应”给节目带来的负面效应, 尽量为受众提供真实可信的节目。总之,纪实拍摄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充分地利用这把利剑给电视情感节目制作增添魅力、避免其带来的不利因素, 需要媒体从业人员认真思索、谨慎对待, 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新闻专业精神和精湛的专业技术为受众提供既有欣赏价值又能满足受众的高品质的精神食粮。《娱乐至死》一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说, 人们会用“娱乐”的方式、单向度、肤浅思想去认识世界;“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 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然而,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一再证实,受众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在大众媒介面前,受众并没有“死”,媒介很难对受众思想、认识产生“皮下注射”式的影响———这从理论上进一步说明“娱乐至死”命题在中国语境下阐释力的有限性。三是, 从某种意义上说, 媒体的娱乐化发展只是问题的表象, 消费主义的流行是其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媒体娱乐化的一个逻辑起点就是将受众看成消费者, 尊重他们的消费偏好, 强调媒介产品从内容到形式的“可接受性”和“可销售性”。因此,这种消费主义观念下产生的“娱乐化”潮流及由此得出的对“娱乐至死”的理解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对受众片面解释和媒体商业逻辑的混合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来后, 我国改革开放, 这方面的束缚逐渐放开。随着经济飞速发展, 全球化浪潮加剧, 技术进步日新月异, 消费逐渐决定了一切。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对此作了相当深刻的解释。他提出,“消费者”是一个没有中心、超越了梯度、抹平了等级的概念。原有的对大众低品位低层次的概括“ mass ”逐渐变成了“ people ”, 长久被压抑的大众终于得到了解放。消费者实际上压倒了曾经的“精英阶层”, 他们夺取了话语权, 拒绝“知识精英”们以先验的知识来控制传播。他们要求平等参与, 被压抑已久的对个性和话语权的向往喷发出来。思想家、语言哲学家和文论家米哈伊尔· 巴赫金将此总结为“狂欢理论”, 揭示了大众文化与传播的内在动力。另外电视也已普及到千家万户, 技术革新使得电视能够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视听享受。再加上它在商品促销方面无与伦比的优势,使它迅速成为广告时代的新宠儿。“它的影响力可以说无远弗届、无孔不入, 已经彻底成为一种全球性的‘霸权’力量, 占据着全球绝大多数民众的休闲时间。”[1] 娱乐确已成为当今的时代主题。它已经溢出电视, 弥散到整个社会之中。对此波兹曼不无悲愤的指出:“一切公众话语都日渐以娱乐方式出现,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