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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教育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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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一：
　　通过刘铁芳教授发表的学术论文，我知道他是一位真诚的学者。在两次学术年会上见过他，朴素中有一种睿智，谦和中有一种坚持。
　　刘铁芳，生长在一个贫困的乡村，小学就读的学校是用泥土筑起来的，师范三年毕业后到乡村教书，几年后进入大学，攻读教育学硕士、哲学博士，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从这一简历中可以看出，他无疑是一个“爱学之人”。在《守望教育》一书他说道：“我所梦想的境界就是能在四壁书橱之中做一个纯粹一些的问学之人，与此同时，又能时刻把心灵的触角伸向人间社会的冷暖，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
　　所谓“做一个纯粹一些的问学之人”，依笔者之见，就是对教育的复杂性保持一种敬畏，同时对教育的应然状态怀有一种诗意的期待和浪漫怀想；所谓“不忘记自己作为普通个体的良知与社会一员的责任”，就是以敬畏和诗意的心境去守望教育，并凭着自己的教育良知和道德、凭着理性的批判和必要的反思去表态。
　　有人说，教育的复杂性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在这一点上，只有爱情和幸福之类的话题可以与之媲美。面对纷繁复杂的教育巨系统，任何一个人都处在“无知”的境地，我们所应做的就是“保持我们自身理智的清醒，对我们的已知保持一份谦逊，对我们的未知抱有一种敬畏，对我们探索未知的意愿，拥有一份理性的克制，不至于出现一种理性的自负”。
　　我们的理性不是万能的，而世界也好，教育也好，远没有我们想的那样简单。然而，现实中总有“教育真理的代言人”出现，甚至在教育领域之外的人，只要自己上过学，都可以心安理得地对教育问题指手划脚。刘教授在书中指出了这种“理性的自负”的根源：“什么都说，什么都敢说，什么都宣称能说清楚，把教育的世界变成一个毫无迷魅的世界，对于教育生活缺少一份必要的敬畏之心，这其中隐含的乃是教育中的技术主义倾向。”
　　“技术主义”，就是要寻求“规律”，追求“模式”。当下，“按教育规律办事”是很多教育工作者的一句“时髦”用语，总认为教育存在着一种能提示育人本质的确定的“规律”，只要找到了规律，按照规律的操作程序去执行，就会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教育领域也有了“造星运动”，名校办学模式和名师教案成为模仿和学习的重点，不少老师就此成了“熟练操作工”，执行着专家、大纲、教参、教科书、名师的旨意，而自我的思想却在教育世界中缺席。这就是“理性的自负”的代价。
　　如果下次再遇到坐而论道、对教育侃侃而谈者，在接受或批判他的观点之前，我们可以先仔细品味一下刘铁芳教授这段话：“凡把自己的教育理论、方案、谋略说得天花乱坠者，皆不可信；凡动辄称“学习的革命”“教育的革命”“……的革命”者，皆不可信；凡动辄宣称教育的真理在握，非如此不可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奥义说得伸手可及者，皆不可信；凡把教育的改革发展说得易如反掌者，皆不可信。”
　　教育是富有诗意和理想的事业，教育工作者都应该有一种教育情怀，有一种“乌托邦”情结，在自己的头脑中构勒出一种“绝对”的“好教育”。也许，这种“好教育”永远不可能实现，但如果连理想都没有了，教育生活只能是日复一日地耗费生命。
　　“绝对”的“好教育”在哪里？刘教授提出：“从柏拉图到杜威，从孔子到蔡元培，多少仁人志士孜孜以求，但现实总是现实，总是匮乏的事实……但我们相信它们‘在’，‘恒在’，在我们坚定的信念之中。”
　　教育事业之所以富有诗意，就在于它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个灵魂推动另一个灵魂”的过程，是“一个生命点燃另一个生命”的过程。这一过程中，个人的体会和思考是不能缺席的，我们要时时追问：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好的教育？我们究竟为什么教？……否则，教育就毫无诗意可言，只能成为一种谋生的工具，学生就成为“工作的对象”。
　　篇二：《守望教育》读后感
　　这是一本关于教育理想的真情守望的著作。捧起　刘铁芳　教授的教育随笔《守望教育》，心中不由得涌起一种恍然的感动，在一个喧嚣的时代里，还有人以一份难得的执著守望着心中的教育理想。书中这样写道：“我们今天的世界确实需要雷厉风行的教育改革家，需要意气风发的行动开拓者，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引领着现实教育的走向。但这个世界同样需要默默的思想者，他们把目光停驻在喧嚣的背后，寻思现实和历史中那被热闹、浮华所遮蔽、遗忘的问题之域，在无言中追索他们心中的朴素和静谧的思想之路。他们可能常常被名之为实际的脱离者，时代的落伍者，但他们依然在寂寞中执著地思索。他们同样是可敬的！”
　　身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的刘铁芳先生，与一般的高校教育学者相比，更加关注中小学教育，熟悉中小学教育，对中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理解，因而《守望教育》中的不少篇章有一种直抵人心的力量。
　　《守望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