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兵马俑.doc

江南的兵马俑
　　一句“北有秦皇兵马俑,南有南宋石刻群”,激起了我们对江南石刻的兴趣与渴望。
　　鄞州东钱湖畔的南宋石雕,在中国雕塑艺术史上不经意间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像那个时代一场盛宴的谢幕,永远地凝固在了宁波东钱湖畔。
　　中国的石雕除了佛教就是陵墓了,古代帝王陵墓建筑及其墓前的石雕更具有情景交融的意境,不似千篇一律的佛像式雕塑。当我们打开中国的陵墓雕塑史,你会惊奇地发现从秦汉沿袭至明清,历代陵墓的神道上,都有与鄞州相仿的由文武大臣和各种珍禽异兽组成的石雕仪仗队。
　　在这个陵墓雕塑史上却曾经有着两个断裂带。一个是至今还是历史之谜的元朝皇陵,另一个就是因皇帝一心归祖和偏安江南而浮厝的南宋。直到在宁波东钱湖畔发现了被称作“江南兵马俑”的南宋石刻后,这段断裂带才终得弥合。而“弥合”者应该归功于四明史氏。
　　
　　出自相门的皇家风格
　　
　　南宋时期的京城临安,有着“满朝朱衣贵尽是四明(即宁波)人”的热烈场面,而当时在鄞县则有“满朝文武,半出史门”
之说。史氏家族在南宋时期先后历时1个半世纪获得了“一门二王、三相四宰、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高贵荣衔。他们死后以岙为陵,布于东钱湖四周,墓迹达50多座。墓前石雕精美,形象生动逼真,整体保存较好,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在全国罕见。
　　“江南兵马俑”式的东钱湖石刻不仅昭示着一个王朝的沉浮,而且蕴藏着南方石刻艺术的精牟三。史氏石刻采用象征、暗喻、写实的内心表达方式,表现出了当时朝野安乐于小朝廷的历史背景,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完美统一。
　　
　　走出国门的石雕艺术
　　
　　南宋时期的勤县梅园石和匠师们已走出国门,到日本奈良形成石匠集团。他们是800余年前,鄞人造佛师陈和卿、陈佛寿、伊行末等一批工匠,曾对日本奈良东大寺整修作出过贡献。
　　史氏家族对于佛教文化曾起过推动作用。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史浩在东钱湖月波山下建月波楼,请孝宗帝赐“慈悲普济”额,后为月波寺,是宋代最大的四时水陆道场,东钱湖成套的佛教文化由此而生。当时的宋高宗、宋孝宗还为阿育王寺赐“佛顶光明”和“妙胜之殿”额。嘉定年间(1208),史弥远奏请宁宗皇帝钦定天下禅院“五山十刹”,阿育王寺、天童禅寺入列而占二山。由于史氏大族信佛学禅,所以对佛教起到了从西晋渐传于鄞以来的最大推动之势,使五山十刹的禅宗文化相当发达,并促进了与当时日本佛教文化的交流。从明州上岸入宋的日本高僧就以明州为中心,先朝拜天童禅寺、阿育王寺等,然后再去其它山刹。史氏不但推动了湖周围的佛教,对日本也具有不同凡响的影响力。所以史氏陵墓石雕的兴起不但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对推动中日文化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
　　
　　八百年的鄞州石
　　
　　被发掘出来的史氏石刻,很多还保留了精美和完整的造型,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鄞州所出产的优良石材。
　　在石刻原料的选择上,史氏石刻先后经历过几个时期。初创期选用的是当地的红砂石、早期选用红砂石和太湖石、中期选用郭西梅园石、晚期又采用红砂石。这些石材各有特点:而东钱湖石刻中,目前仍然拥有着清晰完美的线条的作品,全部采用的都是梅园石。
　　史氏在修建他们府宅的时候,还采用过另一种石材一一鄞江的小溪石(即红石),只是因为量少,终究没能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