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索剩余权——论规划院体制改革
1、引言
现在,规划师动辄就给一个城市开出惊天大处方,甚至在国家层次的发展战略上, 也越来越多地听到规划师们变得自信的声音。但是,在城市规划设计院改制这个涉及自身利 益的重大转变中,规划师们却保持着令人惊诧的集体沉默①。规划院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 济转轨的大潮中,应当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制度路径?规划师这一职业在市场经济中的出路在 哪里?前景是什么?世纪之交,国有事业单位向企业单位的大转制中,大部分规划院在中规 院的影子底下,躲过了迫在眉睫的选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相反病情仍在 恶化,如果我们不及时诊断出真正的病因,并找出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有可能使规划院错过 完全康复的最佳时机。
从20世纪90年初开始,大部分国有规划院就已经先后从国家全收全支、不用考虑 任何盈利的事业单位,不可逆转地过渡为依赖市场生存的企业单位。虽然现在多数规划院名 义上还是事业单位,领导还是由政府部门任命,但生存的基础已经完全市场化。因此,规划 院现在的转制,实际上就等同于一个国有企业的转制。回答了规划院体制改革面临的问题, 实际上也就是回答了知识型国有企业转制的问题②。现在,公有制企业(国有和集体)转制 的主要路径,一是重新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一部分;二是完全私有化,通过产权转移将规划 院完全推入市场。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对规划院这种存量资产和无形资产都较大的特殊类型 的国有企业的分析,探索一条不同于上述两种转制方式的改革途径。
2、探索的依据企业理论
所有在外企工作过的人都会注意到,外企职工工作的强度和难度并不比我们高,但 他们的人均收入却显著的高于我们,为什么?我在WS Atkins工作期间,就特别注意观察这 一点。开始我认为,外企职工之所以收入高,是因为他们收费标准高。但后来我发现,这个 答案并不准确,因为,在他们高收费的同时,他们的支出也高他们同样需要为别人的服务支 付较高的成本。实际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已经给出了,即递增 报酬的根源在于分工。在发达国家,每个公司都提供专业的产品和服务,而这些公司中的每 个人,又都在从事更专业化的工作。
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在其劳动力资木理论里,进一步升华了亚当。斯密的理论。
他提出在有限的生命周期里,专业化的学习可以使每个人不用重复学习别人已经掌握的知 识,从而大大加快整个社会知识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那么,为什么有的 高,而有的低呢?关于这一问题,亚当。斯密并没有给出答案。在马歇 尔一萨缪尔逊思想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学主流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理论, 把企业看成是投入与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并假定其有一个人格化的目标函数利润最大化。 这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企业理论,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回答诸如为什么会出现企业这样一些根 本性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初,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使人们开始注意到经济学的另一 个平行分支新制度经济学。这个理论的发端,是科斯(Coase, 1937)大学时基本完成的一 篇经典论文。在这篇论文里,科斯首先问:为什么我们需要企业?传统经济学的回答是:因 为分工的需要。比如在规划院可以通过分工、合作完成单一规划师所无法完成的大项目。但 科斯认为这一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市场就是用来组织分工的。一个规划师通过付钱给工程师、 建筑师,一样可以完成很大的项目,而不必组成一个规划设计事务所。芝加哥学派的鼻祖奈 特给出另一个答案,即规划师分为两类,一类喜欢风险,另一类厌恶风险。结果是喜欢风险 的规划师雇用厌恶风险的规划师,并获得超额的报酬。但科斯认为这也是错的,因为这只不 过意味着需要一个保险市场,厌恶风险的规划师可以多买保险,而不必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支 配权。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科斯的回答是:交易成本。分工经济和自给自足经济最大 的不同,就是前者在带来专业化学习知识积累加快好处的同时,必须在拥有不同专业知识的 人之间进行交易,分工越发达,专业化程度越高,交易就越密集,成本就越高。而正是交易 成本,限制了一个经济的分工水平,因此,企业的本质就是可以通过内部计划,减少交易成 本。
自那以后,很多人沿着这个思路企图论证:市场是无效率的,企业可以通过计划, 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这似乎支持了计划经济国家的实践。实际上,国有企业之所以出现, 很大程度上就是企图绕过交易成本,直接实现高水平的劳动分工。但是,计划经济的实验并 不成功。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张五常(Steven Cheung, 1983)才给出这一问题的正确 答案,即企业的出现不是因为计划比市场更有效率,而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交易成本比产品 市场的交易成本更低。就像在组织一个项目时,规划师可以选择外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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