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比较文学与20世纪西方文论
20世纪的西方文化是以理论的空前发达为其显著特征的,文学领域也是如此。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前所未有的相互渗透、相互启发和相互影响,造成各种文论派别竞相涌现,各领风骚几十年。一方面,各种新观念、新方法、新探索都不约而同地在文学领域找到施展的天地,另一方面,不少文论家也自觉从其他学科获取养分,使得文学研究的方法和层面日益丰富。这些新文论从70年代以来,纷纷涌入比较文学营地,对比较文学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新的“危机”论不断出现;同时,由于新文论的影响,比较文学的原有研究领域也发生了全面的深化与拓展,这些都造成了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鉴于新文论的派别过于繁杂,具体研究更是头绪万千,我们无法、也无力对此一一加以介绍,只能略加阐述。接受美学、原型理论和心理学文论因在前面章节中有所叙述,故此处不再讨论。
第一节比较文学的理论化倾向
一泛理论,还是比较文学?
70年代以来,五花八门的新文论纷纷在各种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登场亮相,时至今日,已造成严重的“喧宾夺主”的局面。在不少人心目中,比较文学不仅变成一个陈旧过时的学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倡导新文论研究的比较文学家在批评韦勒克等人的态度与表现上,正好与40年前韦勒克等人攻击法国学派的做法如出一辙),而且,各种新文论还在大学课堂上居于支配地位,使得比较文学系在国别语文系面前无法保持以往的独特性和差异性,从而在规范化建设上削弱了它的存在基础,有的学校,如美国的罗切斯特大学和伊里诺斯大学甚至打算取消比较文学系。
新文论对比较文学的冲击与挑战,并不是如某些学者所说的,仅仅在“空间”上将比较文学压在自己的“冰山”之下,即不是仅仅在数量上和课程设置上占居优势,更重要的是,它在内在品格、研究旨趣和致知方法等方面已与早期的文学研究形成了鲜明对比:首先,新文论大都业已自成体系,并独立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文本之外。在这些文论家那里,文学理论和批评不是依附于文本的次要存在,而是与作家的创作同样重要并具有独立品格的另一种创造。新文论非但无须具体文本的检验,相反还是检验文本是
“可读”(lisible)还是“不可读”(illisible)的依据。(法)(1970).转引自:(美):HRW出版公司,,文本意义的赋予者就不再是传统所认为的作家和文本,而是批评家和读者。在很多情况下,文本成了文论家随意截取的对象,文学自身的整体特征被严重地忽视了。其次,由于新文论的始作俑者大都并非文学理论家,而是具有各种别的身份(如胡塞尔之于现象学,伽达默尔之于解释学,列维—施特劳斯之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之于精神分析,荣格之于原型理论,等等),新文论因此大都较为注重文学的“外部”因素,而对文学的“内部”因素则较为淡漠(按:我们是在韦勒克和沃伦的观点上使用“外部”和“内部”的说法)。即使是文学理论家所提出的新文论派别,也多半从其他学科吸收了大量养分,如俄国形式主义之于语言学,巴赫金对话理论之于音乐,姚斯、易瑟尔的接受美学之于哲学,等等。新文论关注文学“外部”的特征对文化研究的兴起与发展起到了推波逐澜的作用。第三,由于传统文学研究以作家和作品为中心的做法已遭到普遍遗弃,读者成为新文论关注的中心和文本意义的施予者,因此,客观、普遍的文本原初意义也同时遭到否定,因为每一个读者都先天地受制于自己的“偏见”或“成见”,无法赋予文本以本真、不变的意义。评价文本的标准,连同文本意义的评价本身一起滑入了相对主义的泥沼。第四,有的新文论的确如韦勒克等人所指责的,拒绝作为文本的道德审判官,对文本的好与坏进行价值评估,从而使文学理论与批评沉溺于各种可能的文字游戏和结构组合,“科学的”分析成了新文论家所追求的目标。
由于上述特点,对于新文论本身的研究被一些比较文学学者称为“泛理论”。很显然,泛理论对原有的比较文学学科规范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僭越:第一,它使得超越国界、语界或文化界限的要求不再是必需的条件了;第二,它使得“比较”一词成为累赘;第三,它使得比较文学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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