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中国版《越狱》上部
一个人,十四年,逃跑四次,亡命三万里。当年大红大紫的大学生是怎么沦落为逃犯的?
一、一张大字报收获「极右」
一九五八年冬,在安徽白茅岭农场,一年前还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生的徐洪慈,此刻已经接受了大半年的劳动改造。寒夜中,想起临行时学校说过的话,他偷偷给在上海的母亲写了一封信。
徐洪慈写信给母亲,要她到学校里找李书记,看是不是可以由学校出面把他要回来。因为当年学校说过,去改造的话,如果表现好,可以把他要回来,这话让徐洪慈听起来觉得很有理。所以,徐洪慈一直抱有期待,有一天自己还能回到校园。然而,学校拒绝了他。
被拒绝以后,徐洪慈的母亲向对方问道:「我们在国民党时代,把儿子培养成共产党员。为什么在你们手里又倒退成右派?是你的责任还是我们的责任?」
一九三三年,徐洪慈出生在上海一个买办的家庭,十五岁就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十八岁成为华东局青年干部,二十岁参加全国青代会,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等国家领导的接见。二十一岁,他考入上海医学院。如果不是一九五七年的那场变化,他将成为一名医生,成为新中国急需的专业人才。
在同学们眼里,徐洪慈当年红得发紫,很多人都叫他老前辈。一九五七年,命运突然一个大转折。就像很多人感到突然一样,徐洪慈也觉得莫名其妙。
一九五七年四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鼓励大家大鸣大放,向党交心提意见。但是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气氛并不热烈,没有人贴大字报。到了六月,医学院的副院长主持召开全体党、团干部大会,动员大家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并说第二天就要看到成效。
动员会后,徐洪慈回到宿舍,由十四个同学草拟了一份大字报,一共五十一条意见,第二天就贴出去了。
这五十一条意见,有的是对党的意见,有的是对学校和专业设置的意见。例如,希望大学多派一些其他国家的专家,不要仅仅派苏联专家,因为各国都有自己的学术精英。是不是不必只学俄语,可不可以选择学日语、英语、德语。文中也谈及,党内民主不够,党代会总是报喜不报忧。
一九五七年的六月六日,五十一条贴出来后,在学校内形成了一股贴大字报的热潮。六月六日,对徐洪慈来说是漫长的一天,也永远记在徐洪慈心里,五十一条变成了向党进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证据。 苦闷的徐洪慈只有向女友倾诉。他对女友说,自己已经被批判了,「到底是我正确还是毛泽东正确,三百年以后见分晓」,他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盲目崇拜。他说的第二句话是:「如果我在这呆不下去,我就想出国,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分国界的。」当时的出国就相当于叛国。
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恰是他的女朋友。
他的女朋友把这两句话揭发了出来。当时右派分右倾、右、中右、极右。徐洪慈被定为极右的极右,被开除党籍学籍。他也成为少数的被送进监狱的学生右派。二、三次越狱,获刑六年 一九五七年的经历常常会复现在徐洪慈的头脑中。一年之后,向学校求助的一线希望破灭了,徐洪慈动起来另外一个念头。他要自己回到五百公里外的家——上海。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四日凌晨,徐洪慈和同伴从白茅岭逃了出来。
逃离监狱以后,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然后坐长途汽车回到了上海。到上海后,徐洪慈给家里打电话,结果暴露了自己。在发现他们逃走以后,监狱马上行动,上海方面立刻对徐洪慈的家实施了监控。抓获以后,他被送回了白茅岭。
徐洪慈觉得自己被冤屈,心中积郁难平。多年后,他回忆说:「我就想不通,明明是他们号召我们写大字报的,还说不写是对党没感情,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引蛇出洞」。
徐洪慈从白茅岭第二次逃出。这一次,徐洪慈逃向了昆明,从昆明到泸水,他计划通过泸水越境到缅甸。泸水其实已经到了边境,但是根据原先老地图的记载,这里离边境还有很长的路。解放以后地图改版了,他不知道,居然大模大样到食堂去吃咸肉菜饭,大吃一顿后还大摇大摆到理发店去理发。
徐洪慈的头发又乱又长,穿的衣服又脏又破,眼神也有点异样,在这么一个敏感的地方,这么一个敏感的时期。带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特别引人注目。于是,他在泸水落网,关押在泸水看守所。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逃跑被抓回的经历,但此时的徐洪慈,依然不相信自己会在泸水看守所这个地方束手就擒。他有一种急切地想证明自己的强烈冲动,强烈的自尊被激发起来:我一定要用行动证明自己。他想到国外继续参加革命,用行动来重新证明自己。
徐洪慈立即开始实施他的第三次逃跑计划。泸水是一个偏僻落后的地方,看守所的墙虽然厚,但却是并不坚固的土墙。徐洪慈决心在上面挖洞。他搞来了一把不锈钢勺子,上海人叫调羹,不断地挖,土挖不动,他就向墙上撒点小便,让它松软一下再挖,一次不行再来一次,挖出来的土就堆到床底下。多次下来,他庆幸居然没人发现。粗糙却并不坚固的土墙,经不起勺子日复一日的刨挖,挖通的那一刹那到来了。
下面的一幕,是真实的,却极富戏剧性。当徐洪慈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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