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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物权法草案的修改意见之二

物权法草案第1条开宗明义，规定了制定物权法的目的。第1条规定：“为保护自然人、法人的物权，明确物的归属，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按照法律规范的分类，这类规范本身并不是对人们行为的法定模式及其后果的直接规范，属于法律内容中的“非规范性内容”。然而，此条虽为非规范性的法律内容，但所涉及的问题较大。这里分述如下：
第一，关于该条之存废问题。新中国立法，每部法律的开篇，总要阐明“本法”之制定目的或指导思想。这种立法形式，虽未明文，但也成为了一种习惯。即使是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在第1章总则之第1条，也有类似的规定。这一习惯的优劣，一时尚难评判。不过，此类规定，无外乎说明“本法”所大致规范的领域与出发点，其中多有一些与时事相关联的空泛的政治用语。因此，在规范法学或具体制度的研究者看来，此乃毋庸研究或无加多涉之“套语”而已，不免徒具“标签”或者“符号”意义。在本人对梁慧星教授的一次访谈中，先生也谈到了这一点。先生认为，“它只具有一种宣示的性质，不是实质性的东西，不值得过分关注”[1].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这就是一些所谓的“帽子话”。那么，物权法是否需要这样的“帽子话”呢？
作为一部严谨民法典其中的一编，物权（法）编本来是不需要这样的“帽子话”的，因为前面总则部分往往已经带了一顶类似的“帽子”了。王氏建议稿物权编和徐氏建议稿物权法分编均未有这一规定。不过，主张要制定具有逻辑性和体系性民法典的梁氏建议稿，则在物权编中通则章之第1节开篇便有一条（第221条）规定，“为了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定本法物权编。”此条规范内容与用语，基本上是梁氏建议稿中总则编一般规定章第1条内容（共性部分）的简略翻版，没有体现物权编所包含内容（个性部分）的具体特点。因此，从这三部学者建议稿而言，实际上可以废除民法典物权（法）编的这一规定。
然而，民法草案采取的是汇编式立法模式，物权法虽为其中一篇，但各编独立，有单行法汇编之意，现行其他各编（如合同法编、婚姻法编、收养法编和继承法编）也均有类似规范。看来，适应这种立法模式，物权法草案保留该条规定，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事实上，在法律解释和法官造法的过程中，法意解释、目的解释乃至比较解释或合宪解释，多有必须借重“本法”之立法目的或指导思想的地方；有时候，它甚至也是克服成文法律之局限性所必需（necessary），发挥着法的价值补充功能。那么，物权法草案需要做的就是，尽量与民法典开篇的此类规范相互协调，发掘出物权法本身的价值与功能，以此进行规定。
第二，关于物权立法与物权法的价值取向。从物权法草案第1条所要表达的意思来说，基本上体现了物权法的价值取向：以保护民事主体私权为中心（保护物权、明确物的归属），发挥财产的效益，也兼顾了社会公共利益（不仅财产的效益中包含了社会效益，而且提出了促进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发展目标）。不过，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物权是一种私法关系，虽然在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排他性），但是它的逻辑起点建立在人与物的关系（直接支配性）上。物权是人的对物权，“物的归属”所指向的是民事主体（人）。这也是物权之所以区别于债的关系、并能够引发确权之诉的根本原因。可见，前一段时间，郑成思教授和梁慧星教授关于“制定物权法抑或财产法”的争论所引申出来的所谓物权法到底是调整“人与物的关系”还是调整“人与人的关系”问题[2]，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发挥物的效用”，取“物尽其用”之意。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现代汉语词典》之“效”，有三种解释：（1）效果、功用；（2）仿效；（3）为别人或集团献出（力量或生命）。此处之 “效”，显然有一、三种解释中的含义。而“效用”一词，被直接解释为“效力和作用”。[3]那么，充分发挥物的“效力与作用”，不仅包括所有权人发挥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之权能以尽“物力”，而且包括设置他物权以充分发挥物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也包括维护与发挥物本身的功能与价值（如抛弃物之先占、添附、取得时效和共有物分割原则等）。同时，“物的效用”应该不单指发挥物的经济效益，也应该包括发挥物所具有的社会作用。例如，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基础性作用，意味着权利客体――物之中所承载的社会意义，要求物权法对相应的权利设置及行使应该加以限制。
（三）鉴于上述两点已经基本上反映了物权立法的价值取向，后面再加上“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语，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