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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志摩诗歌的“经典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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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徐志摩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其诗歌作品自创作发表之初便因风格独特而广受读者欢迎。新诗发展至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徐志摩的诗歌历经了不同时代的褒贬而流传至今，《再别康桥》作为新诗的“经典”作品受到一代又一代读者青睐。本文将回顾徐志摩诗歌在不同时代中教科书的选编情况，阐释其诗歌的“经典化”历程。
　　关键词：徐志摩 诗歌 经典化
　　中国新诗自出现之日起，便表现出迥异于中国传统诗歌的种种特征。在时间长河的涤荡下，新诗历经风雨走向成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与品质。徐志摩作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对新诗在艺术上的探索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代表诗作如《再别康桥》《沙扬娜拉》等更是被奉为“经典之作”长久流传、广为吟诵。
　　徐志摩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诗人，他的代表作、他那轰轰烈烈的情感经历，已然让人们将他的形象勾勒成了一位民国时期风度翩翩的文艺青年。这位充满个性的文人用自己丰富细腻的情感、清新隽永的文字为早期中国新诗开创了新的局面，在他笔下新诗不再是单纯的用白话文书写的文字，内容不再单一乏味，形式不再千篇一律，他致力于新诗体制的输入与试验。他以自己的艺术实践为中国新诗在后来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也为他之后的诗人在诗歌格律化的开创上做出了表率。关于徐志摩在中国诗歌发展历程中的地位在此不再赘述，本文将着重探讨其诗歌“经典化”的相关问题。
　　诗歌“经典化”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在读者的传播与接受中实现的。“诗歌文本，即使再精彩，如果在书架上任尘封鼠咬，不能与读者见面，那也不可能成为经典。经典是在读者不断地阅读和理解中产生的，通过阅读，文本的内涵与读者的心灵得以沟通，正是在文本与读者的交流、对话与融合当中，文本的精义被不同时代的读者所把握，文本的经典意义得以显现。”[1]新诗自上个世纪初由胡适等人倡导，发展至今已有百年历史。在这一百年的岁月变换中，新诗面临的社会境况与读者群体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即民国时期、解放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以及改革开放后。不同的读者处于不同的社会时代语境下，受不同的政治文化形态影响，对诗歌的阅读感受会出现差异。另一方面，读者的知识结构、审美趣味以及价值观也会直接影响对诗歌作品的评价。由此不难看出，如何界定一首诗歌是否“经典”，实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新诗的传播方式无外乎报刊发表、集结出版、教材选编、电视广播的推介等，这些方式共同促成了新诗经典化的可能，其最终的影响一方面是在受众的选择下产生一批“经典诗人”；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新诗在历经读者的淘汰筛选后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甚至被深入分析研究，渐渐成为“经典”。
　　一、徐诗在民国时期崭露头角
　　徐志摩作为新诗发展历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他的诗歌作品自然也历经种种考验，其诗歌在“经典化”的道路上可谓一波三折。我们现今能查阅到的徐志摩最早的诗歌是创作于1914年的《挽李?秩恕罚?其系统的诗歌创作与发表始于1921年。在民国时期，新诗的传播方式除了发表于报刊或整合为诗集出版外，最常见的仍然是被选入当时的教材中，通过教育途径被学生熟知。重视语言文学的教学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教学传统，“诗歌文本进入教材，尤其是进入中小学教材后，将获得几乎是全社会适龄人口的读者，这将有力地促进其‘经典化’。”[2]对此，笔者粗略地考查了徐志摩诗歌在民国时期被选编入教材的情况――
　　《一小幅的穷乐图》被选进由沈星一编、1924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新中学教科书初级国语读本》第一册；《沪杭车中》入选朱文叔编、新国民图书社1929年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国语与国文》第二册，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