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视角下的羌姆乐舞.pdf.pdf

89 新视角下的羌姆乐舞音舞百家关于“羌姆”,前辈学者们的研究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大量详细的、纪实性的成果,是我们了解“羌姆”艺术的宝贵资料,透过前人的研究,本人尝试以另一种思路来阐释“羌姆”这一悠久的藏传佛教寺院仪式,有待能在西藏文化艺术的发展中起到启发、借鉴和参考的积极意义。藏族传统文化的不断发展在宗教文化中的表现除了对传统的继承之外,与时代的迎合和适应能力同样是其新时代生命力的重要源泉。一、符号学理论下的“羌姆”仪式阐释现代英国大地艺术家安迪?戈兹沃西(Andy Goldsworthy)的艺术创作中曾热衷于以树叶、枝杈为人们营造出上帝的美丽和氛围,所凭借的是人们内心中已有的对上帝的崇敬之情而产生的联想入境。“羌姆”以其表演、环境的烘托使人感受到护法、神灵的存在,其中人们内心对教义精神崇信是不可忽视的, 《坛经?机缘品》中言: “诸佛妙理,无关文字”, “羌姆”的魅力在于动人之心,于外在感官它有着一系列特殊含义的肢体语言,绚丽的色彩装点,牵动人心的音乐演奏,表演者一举一动的投入,更有着细数不尽的精彩;于内在信仰它表现了与神灵的沟通,灵魂的对话,渗透着藏族原始巫术崇拜意识、苯教鬼神的崇拜和佛教大乘密宗的教义规范,可以说“羌姆”体现的是一种巫术与艺术、神学与美学以及神格与人格的相互关联。一次“羌姆”仪式的表演包含着一系列的仪式和程序,从仪式中服装、供品、乐队的准备到表演之前的诵经活动、正式表演的举行, “羌姆”以其动态的形式实现了宗教理念的动态意象、情感概念的创造。唐?库比特在其《后现代神秘主义》一书中曾经说过“音乐有力量营造出神之光,使信徒陷入出神状态以及左右公共情感”, “舞蹈和击鼓一样可以使人情绪‘高涨’,佩戴动物面具可以帮你忘却记自己,认同于动物身份。”[1]这种方式和所取得的效果在任何以此作为形式的宗教活动中都是成立的。人们的宗教经验在特定的语言、音乐、意识形态等所谓的“精神技术”之中得以实现。虚幻空间的营造和引导。源于始藏族先民在生产劳作中对自然、社会及人们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中产生的对于超自然、超人间境界力量的敬畏、崇拜、依赖所显现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以及对于动物、灵魂的崇拜意识,这种信仰在佛苯教义的滋养下不断充实、成为思想统治阶级的工具而规范化。“羌姆”以一种“手舞足蹈”的形式,展示着一种对“神”的表达和塑造,将想象的、观念的、整合着“灵魂转世”、“追魅祈福”的思想因素化为形象性的、象征性的舞蹈形态,来转述对生命及自然规律的认识。音乐和着舞蹈所制造的效果在于使人们同样进入一种虚幻的状态, 在虚幻中实现对世俗的超脱并获得神奇的力量。这便是“意象”,它是作为直观属性与关联的统一整体——思想的荷载物。法王、鹿王、陀林尸主、鬼卒等角色的存在是人们在想象中所赋予的,是创造者于信仰的支持下所实现的宗教形象,以心灵去接近神灵、感应神灵,而达到从内心去体验宗教情绪,从而激发起对神虔敬的信仰的效应,在羌姆的表演中具有了持续制造精神幻想的超物质的力量,寺院建筑环境及宗教信仰的人文氛围一起营造了一个“追魅祈福”,“转心”的“场”,藉以“精神的拟造”,赋予舞蹈仪式以神秘的魔力,实现与与神的沟通,使参与者通过精神幻悟的体验而达到宗教意念的实现。意念物化的视觉补偿。作为意念的物化形式,不仅实现了情感的表达,也实现了由于对宗教崇拜和信仰所产生的虚幻心理的视觉补偿。羌姆“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