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研究述评.doc

曹禺研究述评刘勇李春雨中国现代话剧真正走向成熟,严格地讲是从曹禺的剧作问世后才开始的。—些文学史家曾有过这样的共识:“第一,从《雷雨》开始,话剧在广大的社会中, 才成为引人入胜的戏剧,它为话剧树立了里程碑;第二,它使舶来的话剧,成为纯熟的本地风光的话剧,夸张一点说,为话剧建立了民族风格;第三,在穿插紧凑,对话生动,剧中人个性的突出各点上,都超越他的前辈,迄今仍无后来者。”①应该说,这个评价是并不夸张的,是基本符合曹禺自身的价值以及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历史事实的。因此,曹禺研究,实际上也就是对中国现代话剧本质特点的研究,曹禺研究的历程,同样也是整个中国现代话剧研究的重要一页。—、1949 年以前的曹禺研究曹禺研究是伴随着他的处女作《雷雨》的问世而开始的。《雷雨》于 193 4 年7 月发表在《文学季刊》第 1 卷第 3 期上, 1935 年5 月由留日学生戏剧团体中华话剧同好会在日本东京首次演出。 60 多年来,评论、研究《雷雨》的文章多达 40 多篇,文字数量百倍于原著。对—个作家的单篇作品进行如此充分集中的研究,是不多见的,只有少数几位作家的作品如鲁迅的《阿Q正传》可与之相比。《雷雨》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敏感和注视,刘西渭(即李健吾)率先撰文对《雷雨》进行了专门评析,他指出:“《雷雨》是一个内行人的制作,虽然是处女作,勿怪立即抓住一般人的注意。”刘文有两个重要发现:一是《雷雨》里的“命运观念”,二是蘩漪性格的内涵和意义:“在《雷雨》里最成功的性格, 最深刻而完整的心理分析,不属于男子,而属于妇女”。她是一只沉了的舟,然而在将沉之际,如若不能重新撑起来,她宁可人舟两覆,这是—个火山口,或者犹如作者所渭,她是那被象征的天时,而热情是她的雷雨。所谓热情也者,到了表现的时候,反而冷静到像叫你走进了坟窟的程度。于是你更感到她的阴骘,她的力量,她的痛苦;你知道这有所顾忌的主妇,会无顾忌地揭露一切,揭露她自己的罪恶。”②紧接着郭沫若也撰文称赞“《雷雨》的确是一篇难得的优秀的力作”。“作者于精神病理学、精神分析术等,似乎也有相当的造诣。以我们学过医学的人看来, 即使用心地要去吹毛求疵,也找不出什么破绽。在这些地方,作者在中国作家中应该是杰出的一个”。此外,郭沫若还以悲剧理论为依据,对《雷雨》进行了一些批评:“作者所强调的悲剧,是希腊式的命运悲剧,但正因为这样,和它的形式之新鲜相对照,它的悲剧情调却不免有些古风。”③另一篇较早评价《雷雨》的文章是张庚的《悲剧的发展——评<雷雨〉》,④张文首先把曹禺的《雷雨》放在整个世界的悲剧艺术的发展进程中来考察它的价值和意义,文章指出,“《雷雨》中最成功的一方面是人物”,但又认为,“这剧作的失败是在于把性格悲剧、命运悲剧和社会悲剧混合在一起,粗看似乎是对的, 但仔细一想,却恰恰相反,在现代的悲剧构成上,需要的正是混合,不,有机的统—,而这剧的失败,正是因为这不是统—而是混合,时时现出了裂痕和矛盾”。张文最后特别探讨了曹禺的世界观与命运观的关系问题:“现代的人也仍旧受着命运所支配,但这命运不是不可知,而是社会的。”上述三篇最早评论《雷雨》的有代表性的文章,虽然论析未尽准确、深入, 且多少带有随感的性质和个性体悟的色彩,但它们从戏剧理论到舞台艺术,从人物塑造到思想蕴涵,对《雷雨》成败得失的总体把握是比较准确的,这些初期评论对后来的《雷雨》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曹禺的第二部剧作《日出》于 1936 年6月至 9 月在《文季月刊》上连载发表,并于同年 11月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由于《雷雨》的影响,《日出》尚未公演,就在报刊上出现了许多热情的评论,茅盾指出,“将这样的社会题材搬上舞台,以我所见,《日出》是第—回”。⑤巴金则认为《日出》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最好的收获”。⑥李蕤注意到了曹禺最初两个剧作的不同特点,“如果我们嫌《雷雨》给我们展开的只是封建家庭的废圮,那么我们该承认《日出》给我们指出的却是脓疮社会的大半面:在社会上,《雷雨》里是把生活在两个极端的周朴园与鲁大海的世界用血缘密密相接的把他们绳缚成一树枝叶,而《日出》却是自自然然的以陈白露为中心牵引出可能是附在她身边的人物”。陈白露的世界显然“对我们的生活较前者亲密”。⑦值得注意的是,在《雷雨》、《日出》问世不久,就出现过对这两部剧的否定性批评。黄芝冈在《从<雷雨〉到〈日出〉》⑧—文中,对曹禺的《雷雨》和《日出》进行了全面的批评和否定,认为两部剧最大的问题是不真实和对社会认识得不正确,文章尖锐地指出:“最受观众欢迎的戏不一定是最好的戏剧;作者除技巧成熟而外还得对社会有正确认识和剖析;剧作者对剧情无正确的估量,不但是幻术般的欺骗了观众,而且也因为观众的盲目拥护认不清他自己的前途。”随即周扬发表《论〈雷雨〉和〈日出〉》(9)—文,